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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性文章

严家祺:中国向何处去?—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注:严老师在这个时候明确指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非常及时。他始终是我最敬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谢谢严老师。)

图为作者严家祺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距今一百年了,今天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国内政治状况又回到为了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发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老是摆脱不了它的古老传统——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断兴起,又不断衰落。现在轮到“中共一党专政的王朝”了。在中国走向共和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海内外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在思考、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发生“二次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的变化
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进行了工业革命和空前规模的城市化,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变成了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中国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在奥运、世界博览会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掩盖下,中国多数人的贫穷状况,依然如故。在一百年的巨变中,政治领域中的专制统治在共产党统治下变本加厉,“党天下”的“新帝制”代替了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旧帝制”。现在的中国,“共和国”早已名存实亡,而且成了“警察国家”,人民权利更加不受保障。
中国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日益现代化,但“政治现代化”完全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社会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上专制独裁的矛盾愈来愈严重。专制独裁造成的社会病态和社会溃败日趋恶化。
一百年前,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一百年後,专制腐败的共产党王朝走上了大清王朝的老路,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面对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维权运动和人民抗议,用尽了各种残酷的暴力镇压,正在中国大地上引发一场新的革命性巨变。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的时候,愈来愈多的人感觉到,这场革命性的巨变,有着与“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废除帝制、走向共和,可以称之为“二次辛亥革命”。
一场未来的革命,无法精确预测革命爆发的时间。这场将在二十一世纪爆发的革命,既有与“一次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又有不同于“一次辛亥革命”的新特征。这场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不是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战争,不是推翻“家天下”的王朝。这场革命,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的革命。
中国不是共和国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造成政权更迭的大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和传统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粉碎了辛亥革命的全部成果,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和新的“帝制”,造成了台海两岸的数十年的分裂。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共产党革命却“重建帝制、废除共和”。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不是共和国》(香港《明报》和《中国时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这篇文章中说,对很多国家来说,专制政体早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人们总认为,只要推翻了皇帝或国王,专制制度也就不再存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名义上的皇帝或国王,即使号称“人民共和国”,专制制度仍可能存在。共和国不容许任何人成为名义上的或实际上的帝王,不容许国家的最高权力终身由一人掌握。蒋介石带有“国民党王朝”帝王的色彩,毛泽东、邓小平完完全全是“共产党王朝”的帝王。
辛亥革命的第二个成果是“开放党禁、设立议院”,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一党专政”、设立了名为“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由共产党控制的、完全不能表达人民意愿的“表决机器”。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成果是“开放报禁、新闻自由”,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严厉的“新闻管制”,在电脑普及的今天,实行严密的网路封锁。
在大清王朝末期,人们要求制定宪法、要求设立议院、要求自由组党、要求废除帝制。辛亥革命後,废除了大清王朝的帝制,开始有了宪法,有了国会,有了选举,有了政党,但辛亥一百年後人们普遍认识到,宪法、国会、选举、政党统统丧失了原有意义,旧帝制没有了,中国却建立了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新帝制”。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是“一家的天下”,那么,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则是“一党的天下”,是披着“共和”外衣的现代“王朝”和现代“帝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共产党革命全部吞食了。
拒绝政治改革的後果
中共王朝的改革開放,是大清王朝在十九世纪“洋务运动”的现代版。“洋务运动”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破产,引发了光绪帝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不同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主动作过两次政治改革。一是一九八二年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任最多一次;二是一九八七年趙紫陽領導下擬定了《政治改革總體方案》,這一方案得到鄧小平的認可,寫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政治報告。赵紫阳政治改革方案因“六四大屠杀”而被尘封。“六四大屠杀”後,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拒绝政治改革、以暴力统治的“警察国家”。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變化的規律是:“大事件、大變革;中事件、中變革;小事件、小變革;沒事件、不變革。”“文化大革命”引发“改革开放”,“六四大屠杀”後,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开始资本主义化。如果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戊戌维新,那么,可以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迫使慈禧太后实行新政。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一九0八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即九年後召开国会、推行宪政。清王朝末年,要求政治改革的请愿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一0年,立宪派发动了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的四次大请愿。就像今天的维权运动一样,清末的请愿运动采取了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毫无越轨行为,但清政府把请愿人士视为“革党会匪”,不是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就是加以拘捕流放。
今日中国,把“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稳定”只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代名词。愚蠢的中国统治者不知道“稳定”有“动态稳定”和“塔顶稳定”之分。“自由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造就“动态稳定”,对“上访人士”的截访,对维权人士、民主党人、法轮功的打压,与清末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和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如出一辙,在造就“塔顶稳定”的同时,引发革命。
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
一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帝制、走向共和。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
“旧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家天下”,“新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党天下”。废除新帝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
“旧共和”是辛亥革命建立的不牢固的“共和”,“新共和”是“联邦共和”。走向新共和,就是要实现台海两岸统一,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成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联邦制是两岸统一的最好选择。
“新共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新资本主义”,即有明确“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维权、上访、政治改革的道路一经堵塞,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就剩下军事政变和革命。军事政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局势更坏,但军事政变可以造成突变,当一批有理想的军人掌握政变主导权时,军事政变就带有革命的性质。在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无望的情况下,只有革命才能把一个国家引向光明。在大清王朝末年,请愿运动的失败和其后清王朝成立“皇族内阁”等一系列事件,使立宪派对清王朝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绝望,纷纷转向革命。于是,爆发了辛亥革命。
今日中共主要领导人,既没有毛泽东、邓小平气魄和能力,也没有胡耀邦、赵紫阳的爱心和智慧,就像清王朝“亡国”的摄政王载沣一样,意志力薄弱、智商低下、判断力不强、外交和国际金融知识贫乏,与外国首脑在一起时像“机器人”一般。一次次该作为时“不作为”、一件件僵化而愚蠢的决定,正在为中国出现第二次辛亥革命准备条件。
辛亥革命後,在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後一年,在中华民国的国会选举中,当国民党能以多数党组织“内阁”时,将要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人宋教仁遭到了暗杀。在这时,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战争都会动摇幼弱的中华民国宪政基础。当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主张“法律倒袁”的时候,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动摇了宪政,为袁世凯後的军阀割据开辟了道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二次革命”,不是孙中山式的“二次革命”,而是继承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革”中国专制政治的“命”。如果说,第一次辛亥革命“革”掉了大清专制王朝的“命”,那么,可以说,第二次辛亥革命将“革”掉“一党专政王朝”的“命”——走向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
“六四”一声枪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中国名义仍称为社会主义,实际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二次辛亥革命不会去改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而只有完善资本主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共产党就有必要“正名”。当共产党的改革派在革命压力下主动地改变一党专政体制时,二次辛亥革命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式的“光荣革命”。
建立民主政治
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在政治制度上存在两大弊端:一是专制独裁,二是中央集权。由于这两大弊端,从秦始皇以来,中国一直有两大“循环”,一是“王朝循环”,二是“分合循环”。所谓“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北洋军阀时代”以及今天“台海两岸两个政权”都属于“分合循环”的“分”的状态。在二十世纪,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後,中国似乎进入了“共和时代”。然而,专制主义的阴魂不散,袁世凯、张勋、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充满帝王思想。今天的共产党政权是继“大清王朝”後的又一个“王朝”。“大清王朝”的政权在“爱新觉罗”一家一姓中更迭,是“家天下”的“王朝”,而蒋介石国民党王朝和共产党王朝则是“党天下”的“王朝”。
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当王朝发生最高权力更迭、中央权力衰落时,中国各种“分离势力”就会抬头。从根本上打断中国两大循环、并使中国走上长期稳定发展的办法是:用“民主制”打断“王朝循环”,用“联邦制”融化“分离势力”,最终打断“分合循环”。
这里讲的“民主制”是指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所有问题。对一个政党、企业或一个社团来说,因组建目的不同,可以实行从独裁到民主的各种不同制度。大海航行的舵手,不能靠民主产生,而政府的产生,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所谓“先‘党内民主’,後‘社会民主’”,是一种糊涂观念。在民主政治下,党政是分离的,“党”不能在“国家”和政府之上,“执政党”是取得并掌握政府行政权的党。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高行政权必须集中,这同“议会民主”可以并存,而“议会民主”,与“一党专政”、“党在国上”是绝不相容的。
二次革命不同于一次革命,一次革命让清帝退位就算完成。二次革命不是更换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而是要从根本上革掉“党在国上”的体制,实现组党自由,把“一党专政”变为“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建立两党或多党制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最终结束“王朝循环”是二次革命的第一目标。
用联邦制统一中国
废除帝制,就是走向共和。“新共和”的“新”,一是名副其实和坚如磐石,二是“联邦共和”,就是要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统一。中国统一的前提是中国大陆开始民主化。一个专制的大陆,有可能武力统一中国,但不可能用和平方式与民主的台湾统一。当中国大陆有了言论自由和组党自由後,这时,才可能召开两岸、包括西藏、新疆流亡者代表在内的制宪会议,建立民主共和的“联邦中国”,使“联邦宪法”能成为人权的根本保障。
联邦制是“中央集权”和“分裂割据”的对立物。中国的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实行联邦制,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西藏、新疆、内蒙、香港、澳门以及所有其他省区可以在“联邦中国宪法”允许的条件下制定各自的“宪法”或“基本法”,联邦中国将进一步促进地区自主地、多样化的发展,将解除“中央集权”给各民族、各地区的束缚,使各民族、各地区能够充分发展各自的特点,而经济上高度融合。民主、法治、富强、文明、统一而保持民族、地区的多样性就是“联邦中国”的特点。“联邦中国”的建立,将最终结束二千年来中国的两大循环——王朝循环和分裂统一循环。
建设有“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名义上还称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比欧美十九世纪旧式的、落后的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带有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这可以称为“专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私人财产不受保障的“资本主义”,这种“主义”,少数特权者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凭借政治权力和裙带关系攫取大量财富,同时“国家”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凭借政治权力随意掠夺人们通过劳动得来的财富。“专制资本主义”由于“权力介入市场”,是一种缺乏公平竞争的“权力裙带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产生这种扭曲的资本主义,其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只要专制政治不消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扭曲,就只能是“专制资本主义”。在这种“专制资本主义”下,社会变得愈来愈病态和溃败,在歌舞升平掩盖下的是一个个“悲惨世界”。
今日中国还需要把“正名”提上日程。中国明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要说自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明明是“专制独裁”,还要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明明把毛泽东时代的全部政策倒了过来,还要把毛泽东放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心,这种“名不副实”、“名实背离”,就是中国不讲是非、没有正义、“假冒伪劣”、“欺瞒诈骗”泛滥成灾的总根源。
民主不是经济制度。二次辛亥革命的第三个具体目标涉及社会经济制度,要全面改善今日中国旧式的、落后的“资本主义”。中国在革除专制灾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要避免走上今日西方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道路,需要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新资本主义,即有明确“社会目标”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前提是“市场透明化”,除了少数“金融寡头”外,现代金融市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愈来愈不透明了,成了充满金融迷雾和金融欺诈的“雾市场”。“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是一种用信息迷雾扭曲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由于中国没有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西方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对中国来说,“市场”主要是被“权力”分割,资本主义尚处在原始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要解除专制政治对它的束缚。
“旧资本主义”是在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的同时追逐“最大利润”对主义,“国力增大”是“旧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一般来说,“旧资本主义”并没有“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受社会主义影响发展起来的、改良的资本主义,把一些“社会福利计划”纳入了资本主义中去。“社会福利计划”有好的目标,但降低了人们储蓄的兴趣、导致“超前消费”无限扩大,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因之一。中国要建立的“新资本主义”不是走“福利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建立有明确“社会建设目标”又同时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的“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有三项要素:一是保障私有财产权,禁止和杜绝人类史上的“三大掠夺”——战争暴力掠夺、凭借国家政治权力的掠夺和金融欺诈掠夺。
二是把“社会目标”——全社会的建设工程、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儿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民族团结与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结合起来。
三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全球合作的、共同发展的资本主义。
民主大门要用“革命”来打开
世界历史用大量的事实表明,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但民主的大门需要用革命来打开。在英国,没有克伦威尔的革命和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就不能打开英国民主的大门。在法国,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後,经历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和路易·波拿巴王朝的复辟和几次革命,法国民主的大门才打开。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总要经过若干次较量,民主政治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中国辛亥革命後一百年的历史,同样是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历史。
袁世凯、毛泽东和“六四大屠杀”後的“江胡时代”,是辛亥革命後专制主义猖狂的三个时代。
猖狂的高峰一过,迎来的就是衰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了辛亥革命後的又一次“权力和财产”的大转移,共产党革命剥夺了国民党权贵在大陆的财富、剥夺了许许多多勤劳致富的人的财富。而最近二十年的“江胡时代”,少数权贵家族利用政治权力掠夺了亿万财富。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建筑在大量消耗中国资源、破坏环境和榨取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官场腐败、两极分化、司法黑暗、摧残人权、环境污染已愈来愈严重。慈禧太后当年还用“预备立宪”来推迟革命,而今日中国,维权运动、示威抗议此起彼伏,遍布中国。专制政权只能靠军队和警察来对付人民,企图把人民中的任何不满用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中国今日的专制政权已经把人民视为敌人。
革命并不总是与“饥寒交迫的奴隶”连在一起,那是农民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许多革命是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在缺乏“制度化”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不是少数人煽动起来的,革命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需要。恩格斯就说过:“任何地方发生社会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革命与改革的区别在于,改革是有当政者从上而下进行的,革命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需要从下而上的推动,革命是一场根本变革。激烈的革命将排除当政者,温和的革命往往借助于原来当政者的影响和力量,上下结合,实行变革。辛亥革命前的从上而下的改革,要保留君主、皇室及其他封建残余,而革命要求坚决清除这些东西。在今天,“单方向的”改革不可能改变“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体制,而二次革命要彻底革除“党在国上”、“一党专政”,要把“政治局凌驾在政府之上”的体制、要把“党政不分”、把受操纵控制的选举、把军队警察和公检法中的党委统统扫进垃圾箱。
当共产党自己关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门或搞骗人的假改革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现在的中国,正在蕴藏着一场大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首先是为了发扬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
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到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现在中国又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愈来愈多的人卷入政治、关心政治。中国向何处去?现在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如何解决中国愈来愈严重的官场腐败和司法腐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今天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能部分回到毛泽东时代吗?民主有东西方之分吗?实行民主会给中国造成大动乱吗?“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是什么关系?是坚持一党专政,还是实行两党或多党政治?两岸统一能在“一国两制”下实现吗?未来中国是坚持中央集权,还是实行联邦制?实行联邦制会使中国分裂解体吗?这些争论、辩论,在大转变的关头,往往会导致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坚持一党专政的人说,民主就是有东西方之分。中国只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当中国愈来愈远离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的时候,所谓的“社会主义”也愈来愈黯然失色。今天的中国,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带有较多公有制残余的资本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专制与民主,是两种对立的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既可以实行专制统治,也可以建立民主政治。今天的中国,就是“专制资本主义”——“典型的专制主义”加上“不典型的、旧式资本主义”。十九世纪法国是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在建立民主制度前,法国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宣称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实行的是“法西斯专制资本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人民的权利不受保障。而民主政治,不僅是議會政治,而且是程序政治、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多元化社會的政治。民主要解決的是各級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如何按民意定期地和平更迭的問題。愈是多元化程度高的民主社會,愈難形成固定的、長期的政治分裂。民主要造就国家长期的、动态稳定。
美国的金融风暴不是民主造成的,一些亚非拉民主国家的落后现象,也不是民主造成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社会制度”。民主不是田园诗,但没有民主,人民就没有政治权利,动乱政变就会层出不穷,国家就没有长期的动态稳定。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权力制衡的具体方式,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而民主的实质,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民主需要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健康成长,民主使人民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充分保障、使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限制,但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将是新型民主,中国可以采取新的权力制衡方式,不容政府权力侵害人民权利,同时保证政府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国家发展问题上强而有力。
在中国要不要实行联邦制问题上,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二次革命的具体目标之一是建立“联邦制”。反对联邦制的人会说,中国实行联邦制,会与苏联一样,导致分裂和解体,联邦制会使中国大卸八块。
联邦制与民主一样,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国家制度。联邦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可以分为“单一制”、“复合制”两种形式。复合制国家又可以分为“联邦”和“邦联”。在“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的。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超过联邦制下‘州’的种种权力”,但《基本法》第二条明文规定,这些权力都是由北京的“全国人大”授予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单一制”国家的“一国两制”。 联邦制是联邦整体与组成联邦的各个部分(邦、省或特别行政区)的一种分权关系。在联邦制下,组成联邦的“成员邦”(或称“州”、“省”、“区”),其权力来自宪法,中央政府本身不能单方面改变宪法。在联邦制下,成员邦、州的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立法机关的支配。
在当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的国家结构,是典型的联邦制。德国、印度虽然也称“联邦”,但中央政府有非常大的权力,有人称它为“准联邦制”。
邦联不同于联邦。邦联是几个独立国家为了军事、经济等原因组成的国家联合。一般来说,邦联没有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赋税、预算、国籍等。邦联不是国际交往的主体,而组成邦联的成员则是主权国家。邦联和联邦的重要区别在于,邦联是多国联合,邦联政府或机构并不对人民直接行使权力,而联邦是一个国家,联邦中央政府与成员邦政府都直接对人民行使权力。
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一种可行模式是“邦联式联邦”,这是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在这种联邦制下,台湾、西藏、香港等作为“成员邦”与联邦的关系将不同于上海、湖北、云南等省市与联邦的关系,将有更多的“自主权”。
建立“联邦中国”的构想,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后,联邦制思想就传入中国。孙中山曾提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想法。一九一一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使最早期的中华民国带有“联邦制”的某些特征。北洋军阀时期的“联省自治”运动也促进了“联邦制”思想的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也是联邦制的拥护者。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使联邦制思想在中国重新抬头。二00八年发表的《0八宪章》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这是“联邦制”思想在中国再次抬头的最突出、最明显的标志。
苏联解体的根源是苏联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苏维埃”不是“国家”的名称,苏维埃联盟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联盟,苏联“一党专政”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联邦制的美国、联邦制的加拿大、联邦制的印度、联邦制的瑞士都没有解体。中国东西部经济、台海两岸经济的融合,将使民主的联邦的中国成为坚如磐石的统一国家。
“二次辛亥革命”是“和平革命”
革命有暴力革命与和平革命之分。历史上许多革命是暴力革命,一六八八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当代许多革命都是非暴力革命。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全国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太平天国和毛泽东式大规模的农民暴力革命不再可能。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革命会愈来愈不同于以往的革命。这场革命,不需要地道战、巷战,不需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不需要地下工作、秘密串连,而需要依靠网路、依靠手机、依靠电视、依靠各种媒体的配合,这是一场广泛动员公民力量的革命、一场转变全国人心——包括共产党人、政府官员、军人和警察的人心的革命。
一百年前为结束大清王朝的革命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是在清王朝的改革陷入困境,一次一次全国请愿、抗争後、清王朝统治者自信心日趋低落,一九一一年“皇族内阁”的成立更使清王朝失去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就像在大风中的“沙雕”一样,迅速被吹散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暴力最少的一场革命。中共王朝外表由于奥运、世博和电视上的节日欢庆,而显得煦丽灿烂,但官场腐败和社会溃败使中共统治者同样失去了自信心。资本主义周期的规律开始在中国起作用,一旦有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或者经济泡沫突然破灭,中共“一党专政”就会像烈日下的“冰雕”一样,将迅速融化。为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王朝的二次革命,将是一场和平革命。
清王朝的历代帝王都是专制独裁者,也是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维护者慈禧太后的敌人。然而,在清王朝行将灭亡之际,爱新觉罗·溥仪和袁世凯在革命当头没有成为“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在民国初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
和平革命只有一个敌人:专制独裁体制或一党专政体制的维护者。
和平革命是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
和平革命是最大限度团结、包容各种力量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网路革命。
和平革命是传播普世价值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为结束专制的、有明确目标、依靠网络联系起来的公民力量的革命。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中国的政治气温只要提高一度,“冰雕”就要融化。中国的革命将会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或严重的突发事件而突然爆发。电脑、手机、电视、广播的普及,将使革命立即发生。
为了实现二次辛亥革命的三大目标,
中国需要公民力量的广泛动员,需要共产党改革派与专制派的决裂,与中国人民一起积极参与革除中国专制政体的伟大变革,为中国民主的光明前途奋斗。
中国需要各民族的大团结,需要西藏流亡者和国内藏族同胞、国内外新疆的维吾尔同胞、在维护中国统一和联邦制的基础上,在发展民族团结友好的基础上,共同地妥善地解决西藏、新疆存在的各种问题。
中国需要台湾的民进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合作,与大陆人民一起,为结束大陆的一党专政、为台湾建设更好的政党政治、为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两岸统一而共同努力。
中国需要使“维权运动”合法化,把“维权运动”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推动力量,为维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自由而共同努力,需要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严重迫害而伸张正义。
中国需要的是和平革命——广泛动员“公民力量”、非暴力的、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
中國是所有有不同信仰、觀點的人的中國,是藏人、維吾爾族人、蒙古族人、漢人和五十六個民族的中國。對中國人,不因他們的信仰、觀點不同而打擊、排斥他們。善待“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受難者、停止迫害維權運動和法輪功修煉者、釋放因信仰、觀點不同而監禁的人們、讓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回到中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
中国对电视、网路和媒体的严密控制,使人们难于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当海峡两岸“两个中国”正在“邦联化”时,中国大陆正在分裂为“两国中国”,一个是经济增长和竭尽奢华的中国,另一个是由冤民灾民访民组成的“悲惨世界”的中国。和平革命将把另一个中国放到光天化日下,和平革命将消除“两个中国”的对立、并把它们统一为“新资本主义、新共和、联邦制的中国”;和平革命是一场大变革,是全民动员、上下结合来共同革除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的大变革。
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废除辛亥革命後产生的“新帝制”,为了中国崛起而有利于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为驱除专制、恢复共和、保障人权、建立联邦、为改善中国今日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建设二十一世纪的新资本主义而共同奋斗!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秦、汉、唐、宋、元、明、清、国、共的“王朝循环”行将结束,“联邦共和”也将最终结束“分合循环”。经过和平革命建立的联邦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岁月中,将成为民主、自由、富强、文明、充满地区多样性和创造力的中国,一个维护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中国。到那时,全世界会发现,超越宗教的儒家文明将成为连接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犹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最好桥梁。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民主化是对二十一世纪全球和平和发展的最大的贡献。

(附记:这篇文章在今年1月7日E-mail给一家刊物,因嫌太长,要求压缩一半。1月28日E-mail給香港《前哨》月刊,3月1日全文发表。由于写作时间关系,未涉及现在北非伊斯兰国家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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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1年03月7日 in 理论

 

一个留学生观察:中美两国的十个不同

一、市长与平民没什么两样

记 得2000年在OSU,布什和戈尔都去OSU演讲争取选票。我当时开车从住处去学校,在快到学校的趴车场的时候,有俩个警察提示我停下车。我停下观望,只 见四辆黑色轿车开了过去,随后俩个警察开摩托走了。一会经过学校礼堂,才知道布什同志在里面演讲,刚看见的四辆黑色轿车就停在外面。当时我就想这种不扰民 的举动在中国肯定是做不到,一般就要几条街戒严了。
2001年圣诞节张惠妹到硅谷开演唱会,我当然不错过跑去观看。演出还请了SANJOSE (硅谷的英文城市名)市市长,演出快结束时,张惠妹请市长上台,台上还有很多观众,市长很自然的就和观众一起跟随张惠妹的歌声又唱又跳。那首歌结束,市长 站在观众的队伍里,不声不响的和观众一起排队走下台。

当时我又想,这要在中国,市长不在台上被介绍恭维一番,事后不再讲几句,然后由众人掌声和目光送下光荣走下台,那会出大事的。比如市长大发雷霆,某些人受处分……

二、美国的餐馆没有雅座

有 一次和俩个中国朋友去吃饭,其中是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话风趣反应敏捷,我非常喜欢听他说话,他总是能把很单调的事情说的风趣异常。那次也不例外,他笑着问 我:“你发现了没有?美国的餐馆里没有雅座。”我点头表示同意,他继续说:“要是在美国某个餐馆还弄个雅座,老板碰见有钱的喊声:楼上请!那肯定挣几辈子 的钱都不够打官司的。”顾客来了,指着雅座说:我要坐那个位置!要是不交钱不让座,那肯定上法院了,老板得按歧视罪处理,那什么精神损失费乱七八糟一加起 来,没法计算了。

美国上学要实习平权法,那就是按照种族比例招收学生。比如黑人学生,他们一般学习都不好,但大学招生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平权法招生一定比例的黑人学生,不能因为黑人成绩比别的种族差,大学校圆里就没有黑人学生了。

三、普通百姓都有社会保障

前 阵子看雅科夫写的一篇关于医疗制度的文章,我当时看完了吓了一跳,心里也着实难过。这市场化不叫市场化,叫做乱七八糟自由化。在再发达的国家,也不是绝对 市场化的,比如在美国医疗教育很多方面其实都不市场化。医疗实行保险制度,一般由自己所在的公司买全家的医疗保险,就比如我先生的公司就买我们俩个的医疗 保险,如果有孩子,孩子的也公司买。家庭年收入在3万美金以下,国家就会相应的医疗保险政策,当然还是有买不起很好的医疗保险的。我认识一个70多岁的老 太太,动了个大手术花了80多万美金的手术费,是中国过去看孩子等绿卡的中国公民,送进医院没钱也没医疗保险。医院确定了,还是动了手术,根据老太太的收 入,每个月付80多美金偿还,其实到死我估计也还不了一万块钱。

记得以前中国的工人买房子是所在单位负责,现在买房子开始市场化了,前俩 天看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加大步伐的房地产改革如果不放慢脚步会出问题。其实居民买房子也不应该完全市场化,美国政府其实分担居民买房子,比如一个朋友买了 一个54万的HOUSE,30年还清,每个月付2700$,但政府每个月退税大概500$,其实这是政府负担的一部分费用。

还有教育,我 是96年上的大学,那年中国高校开始自费制度,我当时学费好象是一学期2400元,其实对于很多家庭这是很大一笔支出。但美国的教育制度不是完全市场化 的,如果你有钱可以上私立学校,家庭很一般的上公立学校。今年我填报税单的时候发现,在加洲,如果你是加洲居民(在加洲交税一年便是加洲居民),那么你自 己或你的配偶孩子如果念本科,头俩年的学费可以退92%,后俩年是70%多。研究生也退,我算加洲居民,一门一千多美金的课退了好象300多。如果这样还 嫌贵可以上社区学院,每个学分十几块钱,到大三或大四再转到洲立大学,所有学分全转过去。

四、中国有“平权教育”吗?

还 有很多问题,比如基础建设等等。那天和过时聊天,说起来不知道中国政府把钱花在哪块了,哪一块都乱七八糟的。可美国是实实在在感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总统 洲长什么选举,他们要自己去筹钱,国家不会来出钱的。美国还要耗费在全世界东打打西打打的军事费用,还要给自己心爱的小破国的费用等等,但其实很多方面比 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公有制,欧洲那就更不用说了,福利局都快成为发展的累赘了。但中国政府的钱却不知道实际花到哪儿去了,就见一座座大楼高上去,贫富悬殊越 来越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五、中美市长央视比富,美市长自愧不如

看了中央电视台最近一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其中主要出场人员为中美两位市长,中国是威海的崔市长,美国是来得蒙得的艾文市长,主题围绕中美两位市长通过电视相互对话,交谈各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展开,目的是让世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

前 半段节目无大问题,后半段节目中暴露出几个问题,令人深感惊愕和感叹。主要问题出在中美两位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访问自己城市的环节上。双方经几次互相邀请, 在美国艾文市长表现出了“吝啬”之后,中国崔市长表现出了“慷慨”。一个“慷慨”,一个 “吝啬”,显现出中美两国官员的“真情”。令吉安深感惊愕和感叹的问题,就出在这 “慷慨”和“吝啬”之绝然不同之上。

先讲明“慷慨”与 “吝啬”的内容。美国艾文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中国崔市长的邀请之后,“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并解释她虽然身为一市之长,但她的办公费用来自于市 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她的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将是一笔额外开支,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故,她需先向有关企业募捐,获得企业的赞助之后,才能 安排访华的行程,云云,十分自然、恳切。

中国崔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美国艾文市长的访美邀请之后,没有表示任何对旅行费用的顾虑。相反,在 听到上述艾文市长“吝啬”的言词之后,立刻“慷慨”地表示他将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在节目主持人的“辅助”之下,还一一列明包括来回机票、住宿、 吃喝等全部费用,另外,还主动表示要向艾文市长赠送衣服礼品,云云,也是十分自然、恳切。中国崔市长的“慷慨”,令“吝啬”的美国艾文市长眉笑眼开,表示 当晚就要打包上路。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人们的惊愕和感叹从何而来。

六、威海市长在慷谁之慨?

还是要解释解释这惊愕的 原因。先比较两城市,美国艾文市长所在的来得蒙得市,是世界最富有的微软公司总部、任天堂公司在美总部,等大公司所在地,税收财源不可谓不厚,艾文市长为 访华向任何一家公司募捐有关经费,是不难获得足够的赞助的。而威海是一个从四个小村庄发展起来不久的小城市,其经济实力与来得蒙得市的相比,差距显而易 见,比较结果,来得蒙得市比较富,威海市比较穷。再比较两市长,以中美两个市长的个人收入相比,相信艾文市长的肯定要比崔市长的高,比较结果,艾文市长比 较富,崔市长比较穷。可是,为什么美国富市的富市长如此“吝啬”,而中国穷市的穷市长却如此“慷慨”?这,能不让人们深感惊愕吗?!

就艾 文市长单人访华费用作一估算,来回机票,吃住等全部费用如果按一周时间计算,应该在五千美元左右,约折合人民币四万元,崔市长的访美费用应该与此相当,崔 市长为了了解艾文市长,并且为了要让艾文市长了解崔市长,近期的费用的预算就是八万元人民币。就本人了解,国家主席一年的工资多不过八万元咧。小小一个威 海市长的工资能有多少?崔市长若是慷慨地自掏腰包赴美,并慷慨地自掏腰包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费用,人们则当哑口无言,不过,却又实在替崔市担心,互访过 后,崔市长一家如何过年呢?想必崔市长是慷其所在威海市之财政慨了,其慷慨想必早已胸有成竹,且习以为常了。这,便是“慷慨”“吝啬”的对比。

七、中国的市长何时能象美国市长那样“吝啬”

令 人惊愕之余又生出的感叹是,在中美两地一女一男的中国节目主持人竟带头为崔市长这种自杀式的“慷慨”鼓掌,全场观众也都为之喝彩,无一人就此发问。真可谓 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市长!中国比美国差的何止是市长,至少还包括这十几亿浑浑噩噩的国民。一个威海市市长如此“慷慨”八万元,全国多少个市长也都 如此慷慨八万元,中国亿万纳税人的血汗,就会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让中国市长们“慷慨”出手,美国市长们“吝啬”笑 纳了去。这种“慷慨”,是对,是错,中国的纳税人不该三思吗?中国的官员们何时能象美国艾文市长那样“吝啬”?

八、中美税率比较

在 美国加州,好像是年收入28000美元以上的才需要缴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率为:中国的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税率相当于在美国5万美元年薪 (单身)的税率!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扣除很多东西,年底有一次总的算法,如果你多交的会退回给你,有很多的利益,老来退休的时候国家每个月会给你很多钱 养老,这钱可能比你交的税要多很多。在中国,如果你在这个月有收入,就缴税,下个月没有收入了,也不会退税,年底没有,退休也没有,永远都没有退税!

美 国的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如果你的收入要养老婆,就按照两个人来算,还有孩子就按几个依赖你的人来算税。这时候,你的税率是非常之低,低至没有的地 步!甚至孩子多了的时候国家还补贴钱给你。如果你的老婆有收入,家庭的收入加起来一起算税比分开算税的税率要低一些。中国的税从来都不考虑你的明天和你的 小孩,决不考虑家庭因素。中国没有养老,年轻人可能要养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中国把养老这个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国家和政府卸掉了全部责任。要求单位 负责为个人交养老保险。现在我个人每个月交400多,单位帮我交800多元。你看他们多会卸责任啊?!你交的税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养老和任何好处。给社会上 的企业和单位带来负担。美国交了税后,享受到了该享受的所有好处,上高速公路免费,汽车年费为不到几十美元,考驾驶执照12美元。没有养路费的说法。子女 上大学之前免费。美国如果失业,可以拿到每个月大约1000多美元的失业金,这钱足够租房和吃饭费用。在中国现在我个人和单位每个月交了300多元失业保 险,如果失业,每个月如果跑断腿,找各种部门和机关,可能可以拿到400元人民币每月。这钱在中国城市里是不够租房和吃饭的。你会发现这个失业保险是非常 搞笑的。

买房:中国买房交契税,0.75到2,美国买房退税。

买车:中国缴税,美国退税。

子女上幼儿园:国内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也有便宜的。

子女上初中,高中:国内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也有便宜的。

子女上大学:中国的学费已经可以和英国相提并论了。

炒股票投资失败:中国没有人管,你去跳楼还要抓你去坐牢,美国退税。

缴税记录:美国有,中国收了税也不给你收据,和你的福利不对应。

我们看一下一个私人企业和老板要交多少税:33的企业税,17的增值税,45的个人所得税!

中国有些人太荒唐了,大学生勤工俭学也要缴税!那他一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他一年总收入能否养活他自己?

九、中美生活质量大对比

上海,北京等中国的大城市的房子已经是80万到100万的价格了,够工作的人奋斗一辈子,子女的学费,养老,失业等一大堆问题。国家政府和制定政策的人有稳定的收入,从来不知道老百姓的苦楚和生活质量在稳步下降。

我 们来算一下一个月收入19000的人的生活质量:他要交养老金和住房金2500元,要交个人所得税3000元,最后到手的是14000元左右。他要连续这 样工作七年才能买一个房子。他的这种收入在国内号称是高收入,可不稳定。大城市一个小孩的花费每月要2000多元还不包括读书费用。

老百姓生活质量稳步下降!不堪压力重负!

美国人买的房子都是别墅,中国买别墅的房子一点都不比加州便宜,中国的别墅一个月什么管理费都要一万多呢,而美国呢?

十、生活成本太高就意味着极度的腐败和贪污

美 国等国家已经多次减少税收,我们把税收的增加当作政绩来谈。悲哀啊,不考虑民生!中国的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税率相当于在美国5万美元年薪的税率,可生 活质量差别之巨大!美国5万美元一年已经可以养家了,中国大城市里,3500元/月永远都买不起房子,税一扣,每月交通和房租一交,给父母300,吃饭 500,连自己都养不活。

政府又在谈要调整税率,他们可能会对低收入稍微调低,但是他们不会减少总的税率和税收收入!

为老百姓好的东西永远都学不来,为自己好的东西一夜就学来了,还大声高叫:中国所得税比较低的,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才高呢!

我 想大声疾呼,请凭事实说话?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人,我是凭事实在这里说话。另外请到互联网查美国的税率。中国任何调整税率都意味着增加增收税!任何国家,老 百姓的生活成本太高就意味着腐败和极度贪污!大多数的人到这时候都会骂我一句:有本事你去美国或者移民美国,那么我要反问一句:“为什么非要去美国?我们 中国人不会向人家学学吗?”
我不知道为何在中国那么多归国人员,不写这篇文章。为了大家,为了老百姓,我早就想写这篇文章。但是我的时间实在有限,同时我也不是税务专家。写的不够详细和深入。希望大家参考。
我始终觉得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教育上的。这种平权的教育,社会只有分工,没有高低贵贱。每一个人自食其力,受到尊重,就算你贵为总统,你也没有高贵到哪儿去,你只不过职业是总统,享受你职业上的待遇,但还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

转自中华网社区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9/80/98/9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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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11月15日 in 理论

 

百年民运回顾与反思

一、为什么要回顾并反思中国百年民运──百年民运回顾与反思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早在清朝末年,也即19世纪末,从体制内到体制外,都涌现了一大批民主志士。他们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体为终生追求的目标,前仆后继,死而无憾。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自“5.4”运动至89民运,无数仁人志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场百年民主运动不可谓不壮烈。然而,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仍处在专制暴政之下。总结过去100年来民主运动的失败教训,无疑有助于未来中国民主化事业的发展与民主政体的最终实现。

本文将通过回顾历史,扼要地分析各阶段的民主运动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希望能够给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志士们提供某些借鉴。

从广义的民主运动来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是从“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开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军事上节节败退。于是不得不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最有名的是《南京条约》。该条约将香港租割让给英国。此后清王朝内一批重臣开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在科学技术上赶上西方。其代表人物有李鸿章、曾国藩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再次遭到惨败,并被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日本的胜利与其 “明治维新”后国力的大幅度增强有直接关系。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采取全面西化政策,大力发展教育,引进西方议会制民主制度,使日本的政治与经济迅速得以发展。于是,在中国知识份子的倡导下,从官方到民间都出现了一批主张变革社会制度、走西方民主道路的有识之士。1895年“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得到部份朝廷官员的支持。此后各种新思潮开始涌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的上喻,“百日维新”正式开始。其新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减机构,允许民众上书;(二)废除八股,创办新式学堂,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三)发展工商业,组织商会。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处决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实行垂廉听政。“百日维新”宣告结束。

尽管“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推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私人企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民权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民间可以开始办报。尤其是,康有为在第2至第5次上书中均提到“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维新人士曾推荐英国传教士Timothy Richard为光绪皇帝的顾问,并准备请日本人伊藤博文为客卿。因此可以说,中国最早提倡西方民主思想、并推行民主政治的,是这批参与“戊戌变法”的有识人士。

传统观点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参与变法的人士过于依赖光绪皇帝,没能及时建立起民间政治力量去制约当权者。这些观点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却是维新派人士企图采取军事手段捉拿慈禧太后,以此来解决变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其结果是事情败露,自身反遭灭顶之祸。诚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在当时是阻挡历史进步的势力。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使用暴力恐怖手段解决政治冲突问题不仅风险极大,而且往往给后世人树立起坏的榜样。

事实证明,整个20世纪上半叶,各种政治力量曾反复仿效这一做法。包括袁世凯、周恩来、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孙中山、张学良等在内的政治人物无不热衷于武力,包括使用暗杀、绑架等手段来解决政治争端与内部矛盾。其结果是中国的民主之梦没有实现,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却是变得一个比一个狠毒、残暴。因此,我们必须吸取这类教训,引以为戒。

二、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百年民运回顾与反思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即1901年初,慈禧太后在西安宣布“变法”。这一变法史称“新政”,持续了整整10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这10年,却是中国历史上公民自由度提高最快的一段时期之一。具体表现在:

(一)一般民众的经济自由度大为提高;(二)现代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三)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逐步确立;(四)民主政制初见端倪。

与此同时,民间掀起了一场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立宪运动”。在立宪派的压力下,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梁启超等人在日本组建政闻社,主张确定立宪政治,国人有权参政。1907年9月,清政府下令设资政院。1908年,清廷宣布用9年时间预备立宪。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立宪派在国内3次发动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同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从某种角度讲,当时的资政院已经接近西方的议会。而且,“政党政治”已成为议员们的热门话题。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可是,即便这样,清王朝还是没有避免灭亡的命运。1911年10月10日,随着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延续了260余年的清王朝走向灭亡。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终结。

清朝“新政”失败的原因,固然与世界范围的民主共和大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一趋势并非必然会造成清王朝的灭亡。英国、日本等民主国家至今仍保留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是最有力的证据。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清王朝的灭亡呢?除了当局的腐败与无能外,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当局在政治制度改革上当断不断,以致一再错失良机。

从 1908年8月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各省督抚纷纷电请“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求速开国会。这一系列举动表明,经过近10年改革实践,当时的民众与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10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5年,可仍然坚持在1913年才召开国会;尽管1911年5月组织了所谓的责任内阁,却是不折不扣的皇族内阁。当局的这些缓兵之计的做法,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最后亲手葬送了通过自身改革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的机会。清政府曾于辛亥革命后不久,公布实行君主立宪体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可惜为时已晚。

这段历史为今天的中共当局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材,值得他们深思。可以肯定地说,中共一党专制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无论未来的变革是以和平手段实现、还是以暴力手段促成,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府的那一天终将到来。因此,对于当局和民众来说,最有利的政治转型方式,都是当局主动放权变革、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就象今天的台湾一样。如果当局一意孤行,其最终的命运绝不会好过上世纪初的清王朝。

三、辛亥革命与临时约法──百年民运回顾与反思

与清王朝的“新政”几乎处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另一件大事,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最早可追溯到1898年兴中会的成立。不过,民主主义革命真正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政治影响,应从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算起。同盟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发动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建立共和政体。各省代表组成的参议院,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大纲》规定中央政府采取美国式总统制的政治体制。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总统制与议会制相混合的民主政体。然而,这个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仅仅维持了3个多月,就被后来称帝的袁世凯所取代。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年底,第1届国会选举产生。当时议会主要由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等组成。国民党拥有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根据《临时约法》,可以组成责任内阁。1913年3月20日,呼声最高的内阁总理人选、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暗杀。孙中山因此发动“二次革命”,结果很快以失败告终。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遭到通缉,被迫再度流亡日本。而袁世凯则于11月解散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1914年5月通过自己所召集的“约法会议”,废除《临时约法》,制订了《中华民国约法》,将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全部归于总统,表面上是政体形式由责任内阁制转变为总统制,但实际上这部宪法已不再是民主政体的宪法,而是重新确立了没有君王的独裁专制政体。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次年6月,袁世凯病逝,复辟结束。

从1911年底至1913年初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可称得上初期民主的时期。尽管好景不长,但人们毕竟经历了一场民主的洗礼,尝试了民主游戏规则。这次民主运动的失败,原因有很多方面。在此仅从当时宪法所规定的政体是否科学这一角度来进行讨论。

中华民国成立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的首部宪法。这部宪法可以说是一部民主政体的宪法。它的制订,参考了美国和法国的宪法。宪法的重点是公民权利、议会制度、总统及内阁成员的权限和司法机构的设立。

《临时约法》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30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第34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第44条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从这些条款来看,当时的政体类似美国等的总统制。可是,由于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议会在制订《临时约法》时为了防止袁世凯独揽大权,在最初的“政府组织大纲” 中增加了一些条款,用来制约与限制总统的权力。而这些条款又与其它条款有冲突。如第45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第46条规定,“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19条12款规定,“参议院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4分3之出席,出席员3分2以上之可决弹劾之。”这些条款使总理和各部总长不仅要对总统负责,也要对议会负责,同时还对总统公布的法律和命令拥有否决权。如此以来,《临时约法》又变成了类似议会制的政体,其结果是什么也不是。这种不科学的制度设计给当时的政治实际运行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比如,当总统决定免除总理职务时由于需要得到总理的副署,因此罢免成为不可能,否则就存在法理方面的问题。

事实证明,《临时约法》自身存在的这些漏洞,使得此后数年的政局始终处于动荡之中──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总理段祺瑞发生了一场“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1917年8月,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对段祺瑞实行武力讨罚;1924年11月,段祺瑞以“临时执政”自封“大总统”。这段时间,中国基本上处在军阀混战与政治动乱状态,先后出现了6位总统与22届中央政府。由于各省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因此作为民主象征的大总统连同中央政府,实际上都已没有什么权力。虽然当时的中央政府号称民主政府,但由于宪法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使得宪法至上的精神反复遭到各方政治力量的破坏,因此没有人再遵守民主游戏规则。

总结这段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成败得失,我们不难发现,制定一部科学而可行的宪法,是保障民主政体得以实现的前提。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吸取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切不可因人废事,将宪法视为儿戏,随意加以修改。

四、新文化运动与苏联道路──百年民运回顾与反思

新文化运动应该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算起。这场运动对20世纪的影响,不亚于辛亥革命。作为这场运动的标志──“5.4”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导致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这场运动的主要精神是鼓吹“民主”与“科学”。它的另一特性是反传统文化,如胡适、鲁迅等倡导的白话文,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此外,陈独秀、李大钊等所大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尽管新文化运动的主轴是民主与科学,但在运动后期,部份知识份子及民主革命领袖,在经历长期军阀割据与政治动荡后,开始对议会民主与人权理念产生了动摇与怀疑。尤其是1917年俄国10月革命胜利后,急于寻找出路的中国知识份子,开始关注带有很浓的革命色彩、与民主理念背道而驰的苏式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及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在这段时期的思想变化最具有代表性。

1919年6 月,“5.4”运动进入高潮。陈独秀曾明确表示:“现有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翌年,陈独秀重申:“‘5.4’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他断言:“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由于对苏联10月革命的膜拜,他终于从“德先生”的鼓吹者,变成共产主义运动的急先锋。

孙中山由于在政治上屡遭挫败,也逐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鼓吹个人崇拜与漠视公民权利的苏俄道路的追随者。“二次革命”后,他所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党章,将人人平等、公民权利等完全置于一边。“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诸如此类的规定,充斥着整个党章。

民主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公正,而孙中山所设计的政治蓝图,却要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同时,国民中的一小部份--革命党员──则成为享有平民不能享有之权利的特殊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还要进一步依照与一个政党关系的深浅划分为三等!这种做法显然已与民主理念背道而驰,并且直接违反了他亲手起草的《临时约法》中关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的规定。此外,他在晚年曾极力倡导“联俄联共”的思想。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共的发展与壮大,以及国民党的分裂与衰败。

这两位20世纪中国著名的政治领袖人物的这种思想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自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无论是在国民党掌权时期、还是在共产党掌权时期,中国都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了。虽然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共产党作为反对派、曾与其它政治性组织一样,也组织过一些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的运动,如学生游行、工人罢工等。但是,这段时期主要的政治冲突,都是以武力方式解决的。尽管国、共双方都打着民主的旗号,但双方都无视民主规则。虽然有些以知识份子为主的小党派,始终坚持民主理念、采取和平抗争方式,。可惜在当时政风败坏的情况下,它们无法有所作为。因此,这段时期的民主建设成就,乏善可陈。等到中共夺取政权后,民主更成了遥不可及的东西。

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先生在一次演讲中的一席话,最能概括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状况:“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换句话说,只要是以民主与革命的名义,一切都可以抛诸脑后,包括法制与人权等。这样的历史悲剧希望不要重演。

五、八九民运与和平抗争──百年民运回顾与反思

纵观整个20世纪前半叶,虽然战乱连绵,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是,人们毕竟还是有机会尝试民主规则的运行,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华民国被公认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它的《临时约法》也是亚洲第一部民主宪法。可是,20世纪后半叶,也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中国却从此关上了民主的大门。共产党政权几乎照搬了前苏联的专制政体,其议会、法院等都形同摆设,不过是用来欺骗大众的工具而已;公民社会不复存在;新闻自由成为宪法中的一纸空文;法律沦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工具;人人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连私有产权都在相当长时期被剥夺。

在共产党掌权的50余年里,只有3次较具规模的民间抗争运动。第一次发生在1957年“反右”前的“百家争鸣”时期。不过这场运动是由毛泽东主动发起,而且主要表现在知识份子向政府提意见。其内容基本上没有议会民主政治方面的诉求。第二次是79西单墙民主运动。这次运动由于参与人数不多,影响较为有限。

在中共统治时期最具规模、最有影响的民主运动,是震惊中外的89民运。89民运是中国民主化停歇了40年后所发生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民民主运动。它的发生至少由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

(一)79 年11届3中全会上,中共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改革开放,并与对立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建交。这一变化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及文化多元化,并进而使这一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与知识份子对西方民主、自由与人权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随着经济体系从公有制向市场私有经济的转轨,官僚腐败与官倒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及专制政治体系缺乏制衡,使得腐败问题几乎无法得到解决。(三)由于80年代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80年起每隔一、两年就发生一定规模的学潮,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形成了一种学潮文化。(四)全球第3次民主浪潮,尤其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新思维”,对中国知识份子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这次运动自4月15日始至6月4日止,历时近两个月。全国各地参与人数数以亿计。其中主要是青年学生与知识份子,也包括部门工人、农民与政府干部。政府最后出动坦克、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这场运动与20世纪初的历次民主运动相比,有几个特点:

(一)自发性强,诉求低,属于请愿性质。──当时整个运动的主体学生,除要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及反官倒外,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性诉求,更没有政治性组织来领导这场运动。(二)整个运动以知识份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为主体。──占中国社会人口多数的农民与工人并没有大规模介入。这与上世纪上半叶的历次民间抗争运动都有所不同。(三)是以和平的方式抗争。──各地学生在近两个月的游行示威中始终表现得极为克制,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即便是类似“5.4”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事件都没有发生。(四)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与国际社会的极大支持。──这与国际通讯技术的发展与正值中、苏高峰会议期间有关。(五)结局极为惨烈。──“5.4”运动时北洋政府抓了一些学生,但很快就全部予以释放。可是,“6.4”大屠杀却造成百上千的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捕与流亡── 部份人士至今仍被关在狱中。

通过前两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失败与中共统治下无法建立起公民社会有关。在89民运前,虽然知识份子中有几位主张民主与自由的所谓“自由化”份子,但是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个人行为。整个社会除了官方扶植的社团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民间组织存在。即便是89民运爆发后,其领导机构也多是临时从青年学生中产生。一场如此大规模的全民抗争运动,仅仅由几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来领导,而主体又始终是青年学生,因此很难逃脱失败的命运。

不过,这场运动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整个运动都以和平抗争的方式进行。正是这种抗争方式赢得了国际社会与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同情,以至最后对整个东欧的巨变,造成直接影响。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英勇形象,深深地刻划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成为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历史画面之一。综观20世纪中国的历次重大民主运动,唯有89民运才称得上是一场伟大的和平抗争运动。可以预见,这场运动将会对今后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化转型,产生极为正面的影响。因为从当代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过程来看,和平抗争已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

六、回顾百年民运的几点思索──百年民运回顾与反思

纵观20世纪百年民主运动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方面地教训:

(一)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重形式轻内容、重政治权力轻公民权利

过去100年各方主张民主的政治力量,几乎都将夺取政权视为首要、甚至唯一的目标,而不重视为实现民主政治创造客观条件,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如建立公民社会等。众所周知,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基础;没有公民社会的存在,民主就如无本之源,既无法生存、也无法发展。过去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只对政权更迭有兴趣,没有走从下至上地推行民主的道路。民主运动不是简单地推翻专制,它还包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与法治观念。否则,有了一个形式上的民主政府,却不一定能真正实现民主。过去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建立公民社会、发展民间社团首先要做的事,是争取新闻自由。没有充分的信息流通与公开辩论,理性力量很难建立起来;没有强大的媒体监督,政府的行为很难始终保持理性;没有充分的表达自由,民间社团无法发展壮大。

(二)反对派运动的领袖们与执政当局一样,缺乏应有的民主与法治理念

在民主政治的转型期,法治与公民社会是保障民主制度真正得以实现的两个最重要条件。上世纪几次民主转型以失败告终,执政当局固然有责任,但反对派力量反复践踏法治精神也难辞其咎。一方面,任何号称民主的政府,必须容许反对派的存在,并为反对派提供必要的条件参与竞争。这是多元政治的基本条件。执政者若未能为反对派提供与其竞争的条件及监督机能,这个政府必然会蜕化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反对派也必须依法运作,否则必然出现另一种专制──无法无天的“暴民政治”。过去许多反对派运动领袖在从事反对派运动时大谈民主与法治,而一旦当权就忘乎所以,将这一切都抛诸脑后。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从根本上对民主与法治缺乏体认。因此,在民主化过程中,民主运动的领袖们,应该具备一定的民主素养与法治观念,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并学会遵守,身体力行。过去在中国由于高举民主法制旗帜的政治人物反复践踏民主规则与法制尊严,因此,法律、尤其是宪法的权威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今天的宪法形同虚设,不仅是因为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地位而故意剥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也与过去100年中国社会对宪法精神的破坏有关。因此,建立宪法及法律至上的观念、在运动中实践民主,是中国民运的当务之急。

(三)以和平手段代替武力

今后的民主运动应该宣传和平革命的理念,提倡公开、和平的抗争策略。这是世界大势,正所谓“顺潮流者倡,逆潮流者亡”。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三次民主浪潮以来世界各国的民主变革,几乎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已为21世纪的和平抗争运动,开创了道路。西藏和平抗暴运动与法轮功和平抗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对民运应有所启发。

一般来说,和平抗争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1、社会转型成本相对较低;2、参与者的个人风险较少。风险分散的结果是鼓励了更多的人参与这场运动。3、可供选择和可行的抗争手段较多,同时较容易对广大民众产生直接正面的影响,比较能得到民众、甚至政府官员的理解与支持;4、由于和平抗争具有公开性与合法性特点,因此它有利于提高民众的民主与法治观念;5、民主政体真正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更高。中外历史证明,同以和平抗争方式建立起民主的国家相比,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进而推行民主的国家,较容易重新回到专制。

(四)制订一部科学的宪法,谨慎选择适合中国的民主政体

政府不能因人而异、因人废法。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可以大大减少政治动荡的可能。中华民国初期在设计政体时所犯的错误,我们今后不应该再犯。通常在选择政治制度时,主要从两个层面加以考虑:一是横向管理的政治模式,可供选择的有总统制、议会制及半总统制等;二是纵向管理的政治架构,通常有邦联、联邦与单一制。我个人比较倾向在未来的中国实行议会制和联邦制。

总之,今天的中国已处在变革的前夜。腐败丛生、贫富悬殊、法治不彰、民怨极大,专制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如果我们不能好好把握这次机会、继承民主先烈们的遗志、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我们就愧对了前人的努力,也会遭到我们子孙的耻笑。

原载自由时报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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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10月3日 in 理论

 

知识分子与权力

(唐柏桥注:这是2002年在自由亚洲电台所做的评论,现时知识分子已开始普遍觉醒,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文中一些论述对时下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此刊登)

最近几年来,人们对知识分子议论最多的是,如今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中共收买.理由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等的收入比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的收入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他们只为中共当局说话,而没有了自己的独立声音。对此我不想妄加评论。我想最好的评判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不过,有一个点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那就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独立性。在过去一百年里,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变得越来越低下。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让我们来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从西文中翻译过来的。“知识分子”最早出自法语INTELLECTUAL。在14、15 世纪时,欧洲还处于政教合一阶段,当时法国宣判了一个宗教迫害案。这时,有两位读书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权威,反对这一审判。最后,他们赢得了这场官司,获得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就叫“INTELLECTUAL”。 后来,人们开始使用这个词来称呼有良知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另一来源是,俄国彼得大帝在推行全面改革时,曾选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前往欧洲学习,回来后将俄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行成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批人被尊称为“INTELLCTUALS”。在当时,用所学的知识和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承担责任的人,被誉于这一称号。此后,知识分子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那就是,自觉用所掌握的知识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的人。

可是中共建政后,当局却故意弯曲知识分子的本意。他们曾将高小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划为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的标准定义是,具有教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一概念已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而成了一种国家政策。当局显然是要故意将知识分子概念中的道德伦理方面的属性抹去,使得知识分子不再强调其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乃至最后驯化为当局奴役的对象。过去流行一个词叫“不屈的独立知识分子”,实际上就反衬了中共定义下的所谓知识分子队伍中,存在大量失去独立人格的人。

虽然当局故意扭曲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是,过去毕竟还有不屈和反抗的独立知识分子。以五七年“反右“前夕和八九民运期间最为突出。可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愈来愈稀见。由于当局最近十来年的采取种种“打与拉”的政策,使知识分子与官僚集团迅速结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权体系。因此,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特权而作出违背社会良知与阻挠社会进步的举动,就不足为怪了。

知识分子虽然即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也没有掌握经济发展的命脉。但是,最近一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无论是从其对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对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来看,都已无庸置疑地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中除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第三种力量(POWER)。权力导致腐败,所以,当知识分子集体犯错误的话,历史要误入歧途,甚至发生倒退。比如马克思的学说及其追随者们,使社会倒退了半个多世纪,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可是,对知识分子的制约不象对政治人物的制约那样可以做到界线分明。因此,社会对知识分子只能诉诸于软性要求,即不可不负责任的随便表达观点,必须对自己的言论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等。当知识分子失去了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承担责任的意愿,开始走向腐化时,这个社会就可能滑下一种极端不理性的境地,种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独立思想,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遭到政治权力的腐蚀,另一方面又应该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因此,我在此强烈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丛生、道德沦丧、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改变过去的既得利益者心态和对当权者的依赖心里,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发出强大的理性声音,针对各类狂热思潮,包括狂热民族主义等进行批判。

二, 保持独立人格与思想,不再迎合当局有意误导民众的宣传。

三, 当面对中共的政治迫害威胁时,以沉默的态度表示不满与抗争。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全面教育水平的上升,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会愈来愈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深广。因此,知识分子道德水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9/1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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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9日 in 理论

 

知识分子与权力

(写于2002年9月12日,自由亚洲电台首发)

【大纪元9月19日讯】最近几年来,人们对知识分子议论最多的是,如今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中共收买.理由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等的收入比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的收入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他们只为中共当局说话,而没有了自己的独立声音。对此我不想妄加评论。我想最好的评判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不过,有一个点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那就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独立性。在过去一百年里,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变得越来越低下。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让我们来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从西文中翻译过来的。“知识分子”最早出自法语INTELLECTUAL。在14、15 世纪时,欧洲还处于政教合一阶段,当时法国宣判了一个宗教迫害案。这时,有两位读书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权威,反对这一审判。最后,他们赢得了这场官司,获得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就叫“INTELLECTUAL”。 后来,人们开始使用这个词来称呼有良知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另一来源是,俄国彼得大帝在推行全面改革时,曾选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前往欧洲学习,回来后将俄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行成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批人被尊称为“INTELLCTUALS”。在当时,用所学的知识和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承担责任的人,被誉于这一称号。此后,知识分子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那就是,自觉用所掌握的知识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的人。

可是中共建政后,当局却故意弯曲知识分子的本意。他们曾将高小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划为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的标准定义是,具有教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一概念已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而成了一种国家政策。当局显然是要故意将知识分子概念中的道德伦理方面的属性抹去,使得知识分子不再强调其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乃至最后驯化为当局奴役的对象。过去流行一个词叫“不屈的独立知识分子”,实际上就反衬了中共定义下的所谓知识分子队伍中,存在大量失去独立人格的人。

虽然当局故意扭曲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是,过去毕竟还有不屈和反抗的独立知识分子。以五七年“反右“前夕和八九民运期间最为突出。可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愈来愈稀见。由于当局最近十来年的采取种种“打与拉”的政策,使知识分子与官僚集团迅速结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权体系。因此,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特权而作出违背社会良知与阻挠社会进步的举动,就不足为怪了。

知识分子虽然即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也没有掌握经济发展的命脉。但是,最近一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无论是从其对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对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来看,都已无庸置疑地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中除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第三种力量(POWER)。权力导致腐败,所以,当知识分子集体犯错误的话,历史要误入歧途,甚至发生倒退。比如马克思的学说及其追随者们,使社会倒退了半个多世纪,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可是,对知识分子的制约不象对政治人物的制约那样可以做到界线分明。因此,社会对知识分子只能诉诸于软性要求,即不可不负责任的随便表达观点,必须对自己的言论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等。当知识分子失去了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承担责任的意愿,开始走向腐化时,这个社会就可能滑下一种极端不理性的境地,种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独立思想,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遭到政治权力的腐蚀,另一方面又应该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因此,我在此强烈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丛生、道德沦丧、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改变过去的既得利益者心态和对当权者的依赖心里,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发出强大的理性声音,针对各类狂热思潮,包括狂热民族主义等进行批判。

二, 保持独立人格与思想,不再迎合当局有意误导民众的宣传。

三, 当面对中共的政治迫害威胁时,以沉默的态度表示不满与抗争。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全面教育水平的上升,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会愈来愈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深广。因此,知识分子道德水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唐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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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4日 in 理论

 

回答朋友的问题:什么叫政治犯?

过去一段时间,我的确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对政治犯没有什么概念。今天刚好是劳工节,就借此机会与各位交流一下这个概念,及我们应有的态度,受教于各位:

一,政治犯是一个既清晰又模糊的概念。

清晰的地方是,人们一般认为,凡是被当政政府认定为反对政府和颠覆政府,并且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通缉和监禁的人,皆被称为政治犯(详见维基百科);

模糊的地方表现在三点:

首先,是每个国家对反对政府和颠覆政府的定义又不同,比如在中国,发表批评中共一党独裁的文章可被定义为反对政府和颠覆政府,而在美国,则是纯属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只有以违反美国法律的方式从事反政府的活动,如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暗杀等,才属于颠覆政府的 犯罪活动。因此,在中国等专制国家所定义的很多所谓行事犯罪活动,如发表言论,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在美国等民主国家则视为公民的正当权利。因为从事这 类活动而被判罪的人在国际社会尤其西方社会又称为良心犯。现在很多人将良心犯与政治犯混为一谈。良心犯属于政治犯的一种,但政治犯不一定是良心犯。如从事 政治暗杀、政治暴力等活动的人,一般不被视为良心犯,而仍然被视为政治犯(孙中山他们当年就从事暗杀活动,但仍被视为政治犯)。

其次,国 际社会现在普遍流行将政治犯罪分为纯粹政治犯罪和相对政治犯罪。对于纯粹政治犯罪,也就是没有使用普世所公认的犯罪手段(如杀人放火的暴力行为)从事反对 政府的活动(主要表现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民主国家受到宪法保障的行为),国际社会普遍予以同情和庇护。我们这些政治犯就是属于纯粹政治犯罪(在中共当局看 来),因此我们现在合法地生活在自由世界,获得所在国的政治庇护。而对于相对政治犯罪活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将之类似于普通犯罪活动来处 理,不给予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庇护。但是,这些人的活动仍然被视为政治犯罪活动,因此仍然为视为政治犯。只是对待这两类政治犯的态度不一样。

再 次,关于以恐怖主义的方式从事反政府的活动,是否应列为政治犯,受到颂扬。这个问题很复杂,原因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 比如政治暗杀算不算恐怖主义,攻击国家镇压机器算不算恐怖主义,目前还很多争议。恐怖主义和暴力的分别还没有那么明确。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从事反政 府的运动中几乎不存在,因此在此略去不谈。

无论是根据那一种对政治犯的定义,下面所列各位都基本上是纯粹的政治犯,也就是良心犯,也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庇护。

二,我们一般在谈政治犯时,依据的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就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所给出的条款。该宣言第14条规定:“(一)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给从事反对政府的活动的人即政治犯以 避难权,是对反政府活动的认可,换句话说就是承认人民有权反对和推翻政府。该宣言并没有具体界定从事什么样的反政府活动才能给予庇护。当然,如上说述,每 个国家对反政府活动或称政治犯罪有不同定义,政治犯的概念在每个国家也有所不同。但以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属于人权范畴的活动,如以发表言论,集会结社 等方式从事反政府活动,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政治活动,从事这些活动而遭到通缉和监禁的人无疑属于政治犯。

根据这一共识和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精神,下面所列人士应该也基本属于政治犯(我不了解每个人,但至少绝大多数是属于纯粹的政治犯或称良心犯)。

三, 在中国,谁是政治犯,谁不是,我们通常还有一个依据,即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它们所认可的属于政治犯的人士。因为 这些人权组织在长期从事人权援救工作时,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和信誉,他们的专业水准和专业精神也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因此,他们认为的政治犯一般都是没有 争议的。

四,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在过去的长期奋斗中也逐渐成熟起来,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区别谁是政治犯,谁不是。事实证明,被我们视为政治 犯 的人,国际社会也基本上认可。当然,任何时候都有个别另外和某些争议。这不足为奇。就是我们通常说人应该一日三餐,但也有人说要一日多餐,甚至有人说一日 一餐,这都不足为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一日三餐了,或甚至不敢吃饭了。

五,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在讨论和定义那些人属于政治犯时, 依 据非常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唯一不能作为依据的是中共当局。他们是镇压反对者的机器,如果我们要认同和颂扬一个人的反抗精神,也就是确定其 为政治犯,还要根据中共的定罪和判决书,岂不成了笑话。如果按这种标准和做法,张林、郭飞雄、王炳章、杨建利等都不是政治犯,因此也都不应该得到我们的支 持和称重(建利你会第一个喊冤,对吗?),甚至不应该得到美国和西方政府的庇护。如果国际社会都按这种方式来定义政治犯和给予庇护,那就太可怕了。因为中 共如果知道了,肯定就永远没有政治犯了—-全部用偷自行车、逃税漏税、嫖妓、斗殴、流氓团伙、打黑、扫黄、反三俗。。。。等罪名来将我们的战友送进监 牢,让他们自生自灭—-我想一想都觉得可怕,有人居然还能说出来。他就不怕有一天落到中共手里,被以上述罪名送进班房,而永无翻身之日?到那时,他再 喊冤或救命恐怕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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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1日 in 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