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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桥:让子弹飞向暴政(一)

12 1月

让子弹飞向暴政

——解码姜文的《让子弹飞》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当始终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府企图把人民至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美国独立宣言

最近一段时间,一部贺岁片《让子弹飞》冲击了整个中国,令国人为此一震。这是一部深具现实意义和启发性的影片,是值此严冬之际献给全体国民新年的最好礼物。它为我们揭开了中华大地即将发生的历史巨变的序幕。

电影的确是个好东西。看一部好电影,就象度过一段美丽的人生,与影片的人物一起同喜同悲,其情切切,其乐融融。正所谓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自懂事起,我就喜欢看电影,可谓观影无数。不过,我从未写过影评,也没有过写影评的冲动。因为生活中已有太多的不平让我每天都有一种冲动想说想写,电影毕竟不是生活。

然而,当我看了姜文的《让子弹飞》后,我决定发表我生平的第一篇影评,而且是非常另类的影评。如果你心脏不好,或者还在享受做奴才的快感,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掀起半点浪花,建议你最好别看,否则会扰了你的兴致,伤了你的身体。

这部影片有一个很阳刚的名字:《让子弹飞》。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被它所震动。因为在今天这个把和谐喊得震天响而实际上最不和谐、充满压迫和不公的社会,人们的怒火无处宣泄,任何与刀棍枪弹有关的词语都令人联想翩翩,被附上一种正义的色彩。杨佳单刀赴衙门,玉娇只身斩淫官,早已成为人们竞相传诵的英雄故事。因此,当人们通过无远弗届的网络用各种方式解读这部影片所透露出来的反抗暴政的政治隐喻时,千千万万处在极度压抑中的国人迫不及待地涌进了久违的影院。全国掀起了一股热议《让子弹飞》的狂潮。现在该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六亿,打破了一系列国产片纪录。正如姜文在电影里说的:站着也要把钱挣了。他做到了!
我完全同意很多网友的评价:这是中共三十年来最值得中国人看的一部国产电影—-应该说是中共掌权以来最具有观赏价值的一部电影。它处处影射了当今社会的种种乱象和人生百态,恰到好处地切中了时弊;同时,还非常巧妙地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和控诉,可谓淋漓尽致。一部好的艺术作品,首先应该是能很好地反映现实生活,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其次才是外在的美感。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一部电影,还不如说是一曲吹响向暴政进攻的集结号。

《让子弹飞》一开始就让人进入了一种大开大合的诗画般境界:一只雄鹰遨游天空,直冲云霄,仰天呼啸,唯我独尊,锦绣河山尽收眼底。接着,一句汉高祖刘邦的气势磅礴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和楚霸王项羽的傲视天下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一下子就将观众带进了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变革时代。一幅画面,两句台词,就已将这部电影的恢弘气魄和制作者的勃勃雄心展露无遗。我不得不佩服姜文的功力和才智。人们似乎隐然感觉到,这部电影将会载入史册,并改变历史。

也许是因为我天生反骨好打抱不平,对于这部弘扬反抗精神的电影,我有着比一般人更敏锐的感悟。我绝对相信,电影制作人姜文是别出心裁的“别有用心”。他摆明了要跟有关方面玩一次高智商的捉迷藏游戏,让对方被坑了,还说不出话来。而且,姜文要的就是这种大家都来解他的电影里的隐喻的效果。不过,我究竟解得如何,是否符合姜文的意思,只有姜文本人心里最有数,其他人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不奢望所有的人都对我的所有解读表示赞同。就如后人在解读曹雪芹的红楼梦时,一千个红学家有一千个不同的解读。就连解读圣经,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解读。这很正常。因此,如果我的一些解读不符合姜文的原意,请他莫怪。他自己也曾说过:“观众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快感,不一定和我来求证。就比如,读者看了《红楼梦》有什么想法,不必去问曹雪芹,对不对?”他已经说得很清楚,观众爱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与他无关,他也无需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其实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暗示大家继续深入解读,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在正式解读和评论这部电影之前,我要特别声明:在此之前,网上已经有很多高手写了很多高水平的影评,让人感叹中华有英才!他们的很多观点对我亦有很大的启发。

下面我就试着从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对这部影片中隐藏的密码进行一番解读。就当是解一首藏头诗吧。

十大经典改动

要想知道电影里的一些情节、对白及名称等的暗喻,必须先搞清楚电影剧本与原著的关系。因为原著不是姜文写的,而电影剧本则必须按姜文的意思改。因此,我可以很容易从改写的部分看出一些端倪。

《让子弹飞》是根据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原著“夜谭十记”中的第三记“盗官记”改编的。该剧组里的六个编剧用了两年时间来改编这一剧本。我仔细对照了电影剧本与原著,发现两者除了张麻子与黄四郎之间的关系基本没变,其他的情节基本上都改动了,而且增删了很多内容。他们之所以大量修改原著情节,包括剧中的人名和地名等,明显是为了使电影跟当今社会产生某种关联,以达到借古讽今的作用,而不是为了拍一部忠实于原著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纯粹的历史故事片。姜文要通过电影传达某种信息的意图非常明显。因此,我们可以从电影改动的那些地方,看出姜文的真实意图。

将原著改编,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使作品能更好地以电影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电影不同于小说,其表现手法是不一样的;二是使故事具有现实感,能让人们从中受到某些对现实生活的启发。姜文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尤其是后者,几乎可以说达到了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姜文聪明就聪明在知道大陆的生存环境非常不易,尤其是要站着挣钱更难。于是,他选择了打时间差,拿一个所谓“旧社会”的故事来指桑骂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还有一种是回家以后,越想越好笑。”等当局反应过来后,已经晚了。他的这部电影最令人回味无穷的神来之笔是影片名:“《让子弹飞》(一会儿)”——后面三个字在片头出现后被抹去了,可谓一语双关:即暗喻反抗者的子弹已经飞出去,一会儿就会击中目标;又嘲讽当局居然不知道他的子弹—-这部电影已经飞出去了,等他们反应过来后,已经晚了。

姜文曾说过:“导演永远在拍自己的内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他的作品才显得有血有肉,具有特别的感染力。按照他在电影里诙默的说法是, “要有风,要有肉,要有火锅,要有雾,要有美女儿,要有驴”,五味俱全。可以这么说,这部电影是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拍了正确的故事。因此,它不红火也难。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姜文倒底改动了哪些主要情节。

一,将原著中的某县城取名为鹅城,还添加了一个从未出现的“康城”。

原著中的县城没有名字,称为某县城。姜文于是进行天才般的发挥,将它取名“鹅城”,即“恶城”——暗指如今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或“俄城”—-俄国扶持下的中共统治的国家,可谓一语双关。这样轻轻一改,整个电影就具有了暗喻当代社会的特点。而张麻子与黄四郎之间在鹅城所发生的冲突,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官民之间的激烈冲突。张麻子代表的是民众和正义的力量,黄四郎代表了无恶不作的当权者。张麻子经过几番周折,最后得到了民众的支持,铲除了恶势力。而电影里的另一个被汤师爷提到,但始终没有出现的“康城”,则可以解读为共产主义社会(注:共产主义的英文 Communism的第一个发音就是“康”),也即从来不存在的所谓假想的美好社会。一鹅一康,一实一虚,道尽了中国民众在中共统治下的无数无处可诉的辛酸苦辣和悲惨经历,道破了全体国人被中共虚构的美好未来欺骗达半个多世纪的令人不堪回首的残酷现实。

二,将张牧之从流氓无产者改写成民主革命者。

看过原著的人都知道,张麻子在作者马识途的笔下只是一个被逼走投无路而落草为寇的普通穷人家。按照中共过去的说法,是具有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造反者。他从小是一名给人干苦力的长工,后来因为他妹妹被地主大管家欺负被逼自杀,他为了挺妹妹报仇而杀了管家,走投无路之下上山当了土匪。最后买了个县长当,并借机杀了当地最大的恶霸也是他的仇人黄四郎。而他自己也因买官的事情败露而被处死。他的弟兄们后来投奔了红军,走上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是典型的中共御用文人所常写的故事套路。也是当时马识途们无法逾越的写作障碍。基于作者写作时所处的年代的局限,原著中最大的败笔是嘲笑如今已广泛被民众所认同的三民主义理念。

如果这部影片忠实于原著的这条主线,它就不可能产生今天这样巨大的商品效益和社会反应。甚至很可能人们会将姜文骂得狗血喷头,认为他是在向中共献媚,为中共鼓吹。姜文显然深知这一点:如今什么都好说,就是不能再帮中共站台,谁站谁讨骂。于是,他就将原著中的主角张麻子改写成了早年追随被所有国人都视为大英雄的民主先驱蔡锷的民主革命者(注:蔡锷即片中提到的松坡将军,蔡锷字松坡),而且还是蔡锷身边的手枪队长。可见他不仅能文,而且能武。他的个人形象一下子就从一名流氓无产者变成了具有民主理念、饱学多识的理想主义者。于是,由这样的一个表面上是土匪实则是理想主义者来带领广大民众铲除恶势力,就不仅显得名正言顺,让人能完全接受,而且还带有浓厚的社会进步意识和强烈的社会现实感。因为如今中国社会正处在恶人当道亟待变革的危难关头,我们急需张牧之这样敢于挺身而出反抗暴政的民主理想主义者带领大家推翻专制暴政实现民主,使人们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能得到保障。这也就是张麻子这个角色能深入人心受到广大观众称颂的根本原因。

关于为什么在那么多辛亥历史人物中选松坡将军作为张麻子的追随者,我猜想是因为蔡锷的两个特点:反对复辟、义胆云天。也许是姜文喜欢蔡锷这样敢为天下先的英雄人物的特质,他将蔡锷的特征植入到他饰演的张麻子身上,也就是饰演张麻子的他身上。而且他在电影中故意加了一个女性角色花姑娘,还两次提到曾救蔡锷的小凤仙,将张麻子和花姑娘映射成蔡锷和小凤仙的浪漫动人的故事。有趣的是,饰演张麻子的姜文和饰演花姑娘的周韵确是现实生活中一对浪漫的情侣。

张牧之说:“我来鹅城就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TMD公平”,“不准跪,皇上都没了,没有人值得你们跪”。说完后,“砰”的一声,子弹飞出去了。于是,一场革命爆发了。

三,将张麻子与黄四郎的关系,从原著中的狭隘的个人私人恩怨的关系,变成了为伸张正义的公仇。

原著描写的张麻子为了挺妹妹报仇而与黄四郎作对,最后买了个县长,杀了黄四郎。他们之间完全是属于私人恩怨。而电影却改成他当县长前并不认识黄四郎,他是在当了县长后,因为为民申冤,主持公道,责罚黄四郎的团练武智冲,而开罪了黄四郎。他的义子小六子——一个说一不二、视名声重于生命的年青人因此被黄四郎和他的手下设计陷害。他于是决定铲除恶霸,为民除害。

小六子是原著中没有的人物,很显然姜文是要用他被害的故事替代张麻子妹妹被害的故事。小六子是一个正派耿直的人,仅仅因为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吃两碗凉粉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令人很容易联想到八九民运时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的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被诬陷的动乱分子而绝食抗议的学生。姜文给这个被害的角色起名为小六子,应该就是为了突出中间的数字“六”,暗指他是“六四”时被屠杀的学生(注:在后面的“八九六四”一节将会专门分析)。这样一来,张麻子的复仇就成了替为坚持真理而牺牲的小六子讨还公道,因此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心理,使张麻子与黄四郎的这场对立从私人恩怨上升到了社会公义的高度,张麻子的形象也因此一下子就高大起来,成了主持正义的英雄。

因此,电影安排用暗指六四学生的小六子代替原著中的妹妹,显然是为了将原著的私仇转化为电影中的公仇,这样就使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更容易使观众认同和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而使整个故事更具有感染力和社会性。

四,将马县长来鹅城上任所走的水路改成陆路,将坐船改成坐马拉的列车。

原著中张麻子当县长之前的那个某县长是坐船来上升的。不料还没上任就扑通一声掉进水里淹死了。后来那个假冒县长的人被劫也是在赶往省城的路上。因此,这两个情节都没有所谓的马拉列车,而且整个原著中都没有任何马拉列车的情节。电影里安排张麻子拦路打劫马县长,然后冒充被“淹死”的马县长去鹅城上任。马县长上任时坐的就是马拉的列车。姜文费了个老大的周折,搞出个高成本的马拉列车的滑稽场景,很显然是意有所指。网络盛传是暗喻中共这个马列子孙即将翻车。也有人解读是讽刺中共现在的体制是在用落后的方式拉动表面现代化的经济,无法胜任新时代的需要,很容易翻车。一旦马与列车脱缰,列车就会倒退和翻车。电影中使用了极端夸张的手法来表达马列翻车。令人非常感慨。

五,将故事发生的时间从1930年代改为1920。

姜文对故事发生的时间特别予以改动,显然是有原因的。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基于这样两个考虑:一,他要玩一把马拉列车和马列翻车的戏码,用以隐射中共的祖师爷马列和中共的倒台。而要玩马拉列车的游戏,必须将时间往前挪。因为30年代基本上已经没有马拉列车的事情发生了。最初的马拉列车是李鸿章在北京修了一条铁路,让马拉着车里的慈禧太后在京城转,当时用的就是白马;二,为了在电影中出现民国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即8.8.28这组数字。有人说电影中的民国八年暗喻八九六四中的八,与张麻子所戴的九筒,小六子中的六,黄四郎中的四,合成八九六四。以抗议中共的六四屠杀和封杀所有有关六四的信息。但是,我觉得张麻子上任的那一天民国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更象是在暗讽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开幕的北京奥运或在奥运上大出风头、跪着挣钱的同行张艺谋。这两组数字几乎就是一组顺序颠倒的对应数字:8.8.28对2008.8.8。这两组数字如此对应,那也太巧了吧。如果不是姜文的意思,那就恐怕是天意了。

(未完,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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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1年01月12日 in 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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