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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Archives: 十月 2010

万恶的“新社会”:刚脱贫的中国人供养着世界上最贵的政府–中外官员情况对比

  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 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东京,人口1300万,GDP 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
  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 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 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 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不要以为这些书记、主任、常委只是一个个尊荣的牌位不必花钱养而已,实际上这些“领导”的背后包含着一堆堆老百姓实实在在付出的金山银海:专车、秘书、豪宅、“工作”宴请、“交流视察”、出国“学习”、“意思意思”等等等等!2007年,光出国考察、公车、吃喝三项, “公仆”们就挥霍了9000亿人民币,是2007年国家支付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2007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 “公仆”,这个不到全国人口4%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这种“饲养”成本,德国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而我们中国是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分。今年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 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

—-转自被删网易博客

这是当今中国一个小小的县城,是中国的一个处级单位,有多少政府机构?有多少豺狼虎豹?
五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
党委管理的有宣传部、组织部、部长 1人,付部长1人, 干事2人。统战部:部长 1人,付部长1人, 干事2人。
县委办:主任1人, 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员2人。
总工会:督察室主任1人,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员2人。
武装部:部长 1人,付部长1人, 干事4人。
政法委:主任1人, 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员2人。
监察局:局长1人, 付局长2人,秘书1人,办事员2人。
法 院:院长1人,付院长5人, 各办公室秘书干事8人 法警10人。
检察院:院长1人,付院长5人, 各办公室秘书干事8人 法警10人。
党 校:校长1人, 付校长2人,秘书1人,办事员4人。
政研室:主任1人,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监察局员2人。
党研室:(党史研究室)主任1人,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员2人。
老干局:局长1人, 付局长2人, 秘书1人,办事员2人。
团 委:书记1人, 付书记2人,办事员2人。
机党委:主任1人,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员2人。
广电局:局长一人, 付局长2人,秘书1人,办事员2人。
电 台:电视台工作人员10人等等。
人 大:主任1人, 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员3人。
政 协:主任1人, 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员3人。
纪 委:主任1人, 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员3人。
还有部门若干,如妇联主任1人, 付主任2人,秘书1人,办事员3人. . .
政府部门有:
机要局、移民开发局、宗教局、安全监督局、人防办、纠风办、政府办、政府研究室、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息办、烤烟办、法制办、外事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人事局、民政局、国土资源局、信访局、粮食局、政务中心、老龄办、残联、城建投资经营管理办、驻省办、科协、文化局、体育局、卫生局、司法局、公安局、工商联、农村办、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农机局、物价局,技术监督局,畜牧水产局、气象局、农教办、能源办、经管局、开发办、商务局、财政局、工商局、地税局、国税局、商业行管办、供销社、审计局、外贸行管办、物资行管办、烟草局、、工业经济局、交通局、交通征稽局,煤炭局、轻纺行管办、技监局、药监局、邮政局、电力局、城管行政执法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统计局、环保局、房产局、党报文明办、规划局、科技局、教育局、发展和改革局、养老保险局,物价局、农调队,档案局,政府汽车队. . .
另外,五套班子领导层中,除去主要领导,另有党委常委十三人,副县长6人,人大副主任6人,政协副主席6人,党委调研员8人,政府副调研员12人。还有乡镇党委政府,村委会一帮数不清”国家级公务员”。
局级单位约105个,每个局办8~10人.总人数约1500~2000人,每个局办要有1~2台公用专用高等级汽车。司机2~3人,平均26个老百姓(老人.孩子)养一个吃闲饭的官员!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怎能不苦,日子过的怎能不难???

—-网友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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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评论

Posted by 于 2010年10月26日 in 其他

 

转载:8964真相—-光荣属于北京市民“暴徒”

任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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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在北京长达两个多月的广场抗议中,首都公民在和平游行、集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与克制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六四前后,外地曾经发生过几起焚烧商场的事件和哄抢事件,但在北京,人们所袭击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杀人机器,没有一起针对平民的刑事犯罪,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戒严部队所犯下的全是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恶劣刑事罪行。

谁都知道,用石块和汽水瓶抗击重型坦克和冲锋枪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这种强弱对比之大已经大到可以改变正邪的性质。也就是说即便是声称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大学生们用机枪、坦克对付用石块和棍棒前来镇压他们的戒严部队,我都会站在戒严部队一边,谴责这一持强凌弱的不义暴行。

事实证明,如果军民双方都用石块、棍棒,戒严部队根本就打不过学生和市民,这里还不是人数多寡的问题,而是勇气和信心的问题。北京市民认为正义站在他们一边,当然底气十足;戒严部队官兵则刚好相反,他们的心是虚的,因为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满大街都是义愤填膺的北京人,显然不是上级所说的“一小撮”,相比而言,他们才更像是“一小撮”。那一阵阵“人民万岁”的巨大呐喊声,我相信是个正常人都会受到强烈震撼的。

在八九民运中,北京人的素质高于全国其他城市,更是进京戒严的野战军和武警所无法相提并论的。他们中不仅有工人、大学生、个体户、机关干部、公司职员、退伍军人、学者,甚至还有无业游民。特别是在那个生死攸关、千钧一发的一刻,他们为良知而战,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但我必须强调一点,在这里所指的抗“暴徒” 并不是指大多数的“误伤者”,或是仅仅站那里围观、喊口号、不让路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甚至也不是在长安街上那个拦住一队重型坦克的男青年,因为他实在算不得抗暴者,就连官方的宣传片都只是称他为歹徒,而不敢乱扣“暴徒”的帽子,以免贻笑大方,党的喉舌一点都不傻,他们很清楚,如果这都算暴徒,那人们就要想了,那晚被解放军打死那么多“反革命暴徒”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指的“暴徒”是被当局称为“那一小撮”的抗暴者,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的英姿留在了纪录片中,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底。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电视镜头是一个北京青年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将一根长长的钢管插向飞驰的坦克,还有就是在愤怒的人群中一个怒砸军车的拎包老人。

人们普遍缺乏想像力导致了对六四的冷漠,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六四屠杀发生后,外地人没有北京人激愤,不在现场的北京人没有亲眼目睹军人暴行的北京人激愤。很多人包括不少北京本地人看到“暴徒”袭击军车、殴打军人都很不理解,怎么好好的一场和平静坐搞成这样了,但是目睹屠杀的人却不这么想,几乎人人同仇敌忾,没有不想跟“当兵的”拚命的。

人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一个个普通的北京老百姓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徒。前一天学生还好好地静坐、集会,北京还是那么有秩序,那么平静,怎么一夜之间就发生了暴乱?

最应该具有理性精神和克制素质的政府和执法者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和良知。不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就抛在脑后,甚至变本加厉,将人性中的最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

而所谓的“北京暴徒”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超越了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暴徒”比解放军更克制。

不管官方声称“暴徒”如何地凶残,但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官方正式公布的十五个共和国烈士名单中,没有任何一名军人是死于六月四日凌晨一点钟之前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军人是死在他们大规模向人群开枪扫射之前的,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军人死于驻守或是撤退时,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全都死于向天安门血腥进军的过程中,即法律界定的犯罪实施过程中,所以北京民众完全是见义勇为,在他们是作为镇压民主运动的帮凶被义愤填膺的民众打死的,即便是他们确实没有向示威民众开过枪,也不能说他们是完全无辜的。至于军人首先对本国学生和其他平民使用致命武器的反人类罪行,一路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北京老百姓开枪,以国家恐怖主义威逼广场上的为国人争取民主权利的示威学生就范,显然再没有谁比他们更符合他们自己所定义的“反革命暴徒”的标准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北京的“暴徒” 表现出了惊人的理性与克制。当戒严军人冲着人群和建筑物胡乱扫射的时候,甚至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国际法和国内法向红十字救护车开枪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顾忌到会误伤到谁的,但北京暴徒不仅没有刻意伤及无辜、趁火打劫,反而保护、救助包括戒严部队官兵在内的几乎所有伤者。按说任何一个进入北京城的军人都是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在开枪令下达之后,并且确确实实打死了老百姓之后,谁又能保证他们什么时候不会兽性大发向老百姓、向住宅、伤铺开枪呢?因此出于保护广场学生和保护北京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考虑,解除他们的武装,甚至向他们开枪还击都非常是必要的,即便因此误伤无辜军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大多数北京老百姓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抵抗是见义勇为和实施正当防卫。

二、“暴徒”比解放军更善良。

到目前为止,我只听说过,看到过受伤军人被民众抢救的事例,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军人救助过示威民众和学生的事例。我倒是从纪录片上看见在天安门广场一带,一大群军人用棍棒追打几名孤立无援的市民;从照片上看到几个军人围殴一个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还听说军人毒打被抓的群众和学生。六四后,我亲眼目睹一名与六个士兵发生冲突的男青年被他们开枪打死。

在官方正式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中,一位中尉干事记录了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些民众收集物件准备砸军车的时候,围观群众中居然有不少人高喊:“别拿太大的,要出人命的!”,见光说没用,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和妇女竟然冲上前去抢一个年轻人手上的水泥方砖。而与此同时,早就荷枪实弹的清场主力已经开始向红十字救护车、向试图搬动尸体和伤员的老百姓开枪了,而他们显然是不会担心“出人命”的。(胡卫平·《京顺路一夜》)

当北京暴徒出来制止这一场政府针对学生的国家恐怖主义暴行的时候,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站在正义与良知的一边。没有任何一个军人是在他们开枪杀人之前被 “暴徒”打死的,没有任何一个军人是在缴械、被俘后死于“暴徒”之手的,更没有任何一个平民、医生被“暴徒”误伤至死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手无寸铁的“暴徒”被俘之后普遍遭到毒打、虐待,甚至有被军人和武警殴打致死的个案,这在战场上都是违法反《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的罪行却发生在一场杀害和平请愿同胞的镇压中。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用装甲车和坦克上专打战斗机的高射机枪向血肉之躯扫射的创意,更是连国际法都没有想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一向被认为是最应该具有理性和克制力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子弟兵在京城滥杀同胞时,整座北京城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老百姓滥杀无辜军人的事件,许多学生和北京市民甚至还竭力保护受到攻击的军人免受伤害,真不知道这是源于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还是真的出自于国人的善良。而在戒严部队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一支部队真正、像样地保护过学生和市民,他们不是向民众开枪、扔砖石、棍敲棒击、发射催泪弹,便是嘲笑、欢呼、有极个别的戒严部队士兵甚至还向装载、运送伤员和死者的红十字救护车开枪。军人中表现得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冷眼旁观。

三、“暴徒”比解放军更守法。

整个北京民运期间,甚至是极度混乱的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白天,均未听说发生过一起“暴徒”抢劫商铺,侵犯老百姓的事件,他们的抗暴行动针对的全都是杀人机器,倒是一些军人对公共和民用设施开枪,甚至枪击运载受伤市民和军人红十字救护车(这就是在两国交战的战场上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而此时《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共有64条正文及两个附件,主要内容是:确认敌对双方伤病员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无区别地予以人道待遇的原则;禁止对伤病员的生命和人身施加任何危害或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违反了。两个势均力敌的交战国之间的战争,更不用说对付手无寸铁的同胞了。这是国际法想都想不到的。在全国各地的骚乱中,西安和成都都出现过哄抢商店的情况,但在几十万人参与的抗暴行动中,北京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在六四抗暴行动中,北京人所表现出来的公民意识之高,抗暴针对性之强,非常令人叹服。反倒是号称进城来保障首都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戒严部队肆无忌惮地向住宅和商铺开枪,肆意打死打伤无辜老百姓,损害、破坏公私财物不计其数,所以反革命暴徒三个字应该加在他们身上才合适,就连当局都不得不承认北京暴徒针对的是他们所谓的“革命政府”,所以在暴徒前面加了个“反革命”的定语。北京“暴徒”完美地捍卫了人类的良知与正义。这就是曾经以自律、爱民、老实、善良的标准形象驻留在人们心目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何以在一天的时间里便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

四、“暴徒”比解放军更团结。

六月三日当晚和六月四日白天,没有听说那个“暴徒”突然倒戈和戒严部队并肩战斗的,北京“暴徒”们不仅同仇敌忾,还患难与共。倒是解放军方面,上至军委副主席赵紫阳、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下到一些下级官兵都以消极抗命或是“撂挑子”的方式反对邓小平当局镇压北京八九民运。

军民之间的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差距呢?很简单,因为那一刻北京暴徒与孔孟同在,良知和正义站在了北京暴徒的一边。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戒严部队的官兵天生就是多么地邪恶,而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里面的恶人只是极少数。但在6月3日深夜之后的数日内,他们确实都或积极或无奈地站到了“邪恶”的一边。六四是一场正邪之争,但邪终究是不能压正的。正如那一队重型坦克始终不敢压过那个站在它面前的那个年轻人一样,因为他们永远也压不过去。

尽管我们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切姓名,但我仍要向六月五日站在巨型坦克面前的那位和平抗议者致敬,向六月七日从建国门外交公寓向行进中的戒严部队还以正义子弹的那位狙击手致敬,向那位试图将手中的钢管插向飞驰中的坦克的北京小伙子致敬。正是由于他们在那空前凶残的一刻做出了最正确、最伟大的抵抗,捍卫了中国人最后的尊严。

本文地址: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9/0414/article_738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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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 2007年5月29日 http://bit.ly/csvnYR
江棋生 2009年5月 http://bit.ly/bLuuaQ (这份报告很长,字数超过限制,无法发上,只好请各位翻墙阅读)

余志坚 2007年5月28日 http://bit.ly/aZEcCV

孙立勇 2009-2010年 http://bit.ly/a0hn9J

郭国汀 2009年5月18日 http://bit.ly/921ne7

廖亦武 2004年12月9日 http://bit.ly/aJ7k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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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10月26日 in 时政

 

转载:国家领导人真幸福—-政治局9名常委每人每年开支5000多万元

刘彬:国家领导人真幸福

2009-12-1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 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 5537人。一共是5654人。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 70 多万至600多万元。如汪道涵,去年公费开支达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设有两个集医疗设施的“汪办(公室)”。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
中共在职政治局常委的每个人的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这些「开支」都是隐形收入,并不包括他们的工资。「公费开支」这个词绝对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点,用民间的话说,就是「合理合法」的挥霍民脂民膏。

×××××××××××××
吴学灿:横行在中国官场上的腐败“三公”

【 2010-10-23讯】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破坏环境、污染家园、江河变色、天昏地暗的前提下,GDP的数字象火箭一样往上窜。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千百万人家破人亡;是党的各级官员的豪华、奢侈、腐化、堕落。政府越是仓满库赢,老百姓就越是贫困交加。

这种中共模式造成了中华大地的哀鸿遍野。富世康的十几跳还是阻止不了成千上万打工求生,同时也是找死的打工仔、打工妹。这一幅幅惨绝人寰的画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悲惨世界。如果雨果泉下有知,他当年描绘的悲惨世界恐怕也要改成描绘今日的中国。

在中国惊人的悲惨世界的后面,是党的各级官员的豪华、奢侈、富贵、享乐和大手笔。供党的各级官员享受的饭庄、酒店,四星、五星已是司空见惯;金碧辉煌、赶超迪拜七星级酒店的豪华设施在全中国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正是“官员酒肉臭,百姓冻饿死”。

中共中央组织部2009年9月29日公布的党的高级官僚每年开销的数据,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共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每人每年开支5000多万元;其他 105名党和国家领导人每人每年开支630多万元;省、部级离休干部5537人,每人平均每年开支500多万元,仅汪道涵一人去年就公款开支947多万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2006年3月13日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文章披露,每年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这两个数字都是2004年的数字,到2010年恐怕要翻一番、达到一万亿元以上。公费出国旅游当然是打着考察学习的幌子,仅1999年一年就3000 多亿。11年后的今天,翻1.5番,应该是7500亿。这样一来,今年“三公”消费恐怕要超过17000亿元。

在“三公”腐败中,公费旅游是老百姓最难弄清楚的;公款吃喝也是在豪华宾馆、酒楼、饭店里,寻常百姓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公车在“三公”中最为显著、最为凶残,也是危害最大的。

在全国各地城乡道路上,挂着政府牌照的公车到处横冲直闯,视交通规则如儿戏,把百姓生命当草芥。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公车撞死人、撞伤人的事件。至于交通规则在公车私用者眼里,就是一大堆废纸,交通警察不敢管,平民百姓不敢问。

但是河南却出现了一位专拍公车私用的记者吕建福。吕建福是河南电视台的摄像记者,长期目睹公车横行、乱撞无辜的现实。从2007年起,三年来用工余时间,拍摄了几千张公车私用的照片,和许多视频文件。这些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公布后,引起网民的普遍赞扬,也使官员们对他恨之入骨。他冒着生命危险,几乎每天都要去拍公车私用的照片和视频。他的摄像机被砸坏过四、五次,还接到过“杀你全家”的威胁,还有的拿钱贿赂他。吕建福软硬不吃,每天拍摄不止。如果没有制度的改变、改革,一千个吕建福也阻止不了公车横行猛于虎。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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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10月26日 in 时政

 

牟彦希同学被重庆当局深夜带走,国内推友呼吁给予关注

(注:这是国内一位推友发给我的求援信,我们将密切关注此事。并通报国际人权组织和相关机构。如果天亮后仍然不放人,我们将向全球媒体发出新闻稿。)

唐大哥,你好!

在推特上非常活跃的牟彦希同学凌晨两点被带到了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派出所,现已被带走一个多小时了。我现在是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我想把一些具体资料提供给你,看能不能一起想办法给她最有力的帮助。

我叫XXX,我在14号也因为组织八号的晓波获奖聚餐而被警察上门,然后被带至派出所。期间被轮番询问,开始他们多用恐吓的方 式对我,但我在走之前给牟彦希姑娘(推号:csxq)打了电话。她把我的情况在推上通报了,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国宝发现推上的情况,感觉压力很大,后来转变态度,开始用柔性的方法来化解我。

而牟彦希就是因为昨天在推上开玩笑说要在明天的重庆反日游行上拉横幅恭喜晓波获奖才被带走的,因为之前我 就让她最近要行事低调,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昨晚九点左右就有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派出所的一个副所长和一个便衣国宝先给她打电话说要谈话,她找借口说不在家。很快国宝就直接到了她家门口,她的父母坚决没有开门,并谴责了他们半夜扰民的行为。推上当时也在关注此事,在僵持约两个小时后警察开车离开。

本来以为此事就此了结,当时她们也保证不参加明天的反日游行。谁知道在凌晨两点的时候 她又打电话过来,电话一直没有挂掉,我听到她和她母亲一直跟警察争吵,说为什么要闯到家里来。因为他们肯定不会主动开门,不知道是用什么办法进门的。牟彦希大概28岁左右,当时正在睡觉,而且还没穿衣服。在没穿衣服的情况下警察还是强行进入了卧室。双方的争吵很激烈,但抵不住对方的身强体 壮。隐约听到她把警号念出来,是106033,106948还有106601,有一个姓王。当时警察就搜查了她的卧室,可能想搜出横幅之类的东西。没搜到什么就把电脑带走了。大概1点48分离开家,直到2点8分(注:这段时间不太清楚)。期间我用电脑将通话过程全程录音了,但效果不是太好。

牟彦希好像是画漫画的,我也不是很了解她的情况。我只想能在推上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甚至给派出所打电话或者亲自去要人,这会给警方压力很大。前两天好像是牟彦希的父亲78岁的生日。对,他年纪比较大,因为她说她父亲是当年被划 成右派坐牢了20几年,出狱后才结婚生子。她的爷爷当年也在香港,在96年的时候她和父亲去香港参加爷爷葬礼也受尽磨难。“64”20周年她也去香港维园参 加了纪念晚会(注:她的网站就是纪念六四的艺术作品,很令人震撼:http://csxq.com)。

现在好像是她的父母一起去的派出所。因为警察对我的情况很了解,所以我在推上发这些信息压力也很大,但我必须发出来,声援她,警察来过我家,随时也会因为此事再找我的麻烦。我的邮箱是XXX,有任何情况都可以向我了解。牟彦希的父亲好像是后来转到了重庆的税务部门工作,现在也住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沃尔玛超市旁边的税务局家属小区里面。

牟彦希的电话是13983492648。她被关押的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派出所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郊路77号,电话:023-6842 2719。能否发动推友和各界人士给予关注,最好是直接给该派出所打电话表示关切和要求放人。谢谢您!

推友(真名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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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10月25日 in 时政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文章:好人们得奖

唐柏桥注:这是《国家评论》杂志专栏作家Jay Nordlinger所写的关于诺奖的文章,我昨天发过英文原文。刚收到魏京生基金会翻译的中文版。特此转发各位。我没有做任何改动。包括国家评论杂志在这里被翻译成国家回顾。通常中文媒体是将这本杂志翻译成国家评论。特此说明。

好人们得奖 — 《国家回顾》(National Review)资深编辑诺德令格(Jay Nordlinger)即兴文章
2010年10月14日

在这个得天独厚的网站,我想就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一事说两句。我将在《国家回顾》杂志上有专文论述(明天出电子版,之后会有印刷的文字)。但我想把今天的专栏主要贡献给这个主题,将我交流过的两个像刘晓波那样的异议人士的评论转告给你们。

众所周知,刘晓波正在坐牢。自从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的20多年来,他曾多次坐牢或劳教。他的确是第一个中国的异议人士,并且是第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自1949年中共掌握政权以来,中国有许多勇敢的仁人志士起来反抗,对于这个和平奖大家已期盼很久。

在苏联共产党从1917年到1991年的75年执政期间,有两个和平奖授予了反抗这个暴政的人(苏联有众多的反抗者,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萨哈罗夫获得197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列赫?瓦文萨荣获1983年诺贝尔和平奖。虽然瓦文萨是波兰人,但他同样是反抗苏联共产主义的斗士。今年初我和瓦文萨有过一个交谈,并作了有关报道。这篇文章的连接是:
http://nrd.nationalreview.com/article/?q=ZjQ0M2ZhYWMwMjU4OTA0Y2QwOTVkOWQzOWRmYTMyNDk

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南非反种族隔离的斗士颁布过三次奖:第一次是1961年,将1960年的诺贝尔奖颁发给艾伯特?约翰?卢图利(过去诺贝尔奖通常是迟后一年颁布)。第二次是1984年由图图主教荣获。第三次,是1993年,在结束了长期种族隔离的光荣时刻,弗雷德里克.戴克拉克与纳尔逊.曼德拉共同获得和平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异议人士、民主斗士和政治犯都被多次提名获奖。通常,媒体的思辨将他们排在前面。但他们从未得奖。这成了一个笑话。传言是说一个中国异议人士是得奖的头选人物,中国政府便会警告挪威,“你最好别给他奖!”(诺贝尔委员会其实独立于由挪威政府,是由挪威议会任命的。)。因此,每次总是别人得奖—-一个不是中国人的人。

(不知道我是否提到过,诺贝尔委员会只有五名挪威人?我是否指出过,和平奖委员会是挪威人,而其他诺贝尔委员会则是瑞典人?很抱歉我以前没有提及)。

目前在美国的异议人士和英雄魏京生经常就是排在前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而且,他被人们多次提到。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奖人会在他们的致词中向魏京生致敬,就像奥斯卡获奖人抓着他们珍贵的小金人,向那些失去获奖机会的同仁致谢一样。在1996年获奖的东帝汶的贝罗主教(Biship Belo)就这么说:“我想到了中国,我为魏京生先生和他的同仁们祈祷,希望他们不久可以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而和贝洛主教同时获奖的霍尔塔(José Ramos-Horta),则称赞魏京生是“中国最优秀的子弟”。他们这么说很暖人心。

第二年,国际禁止地雷组织及其领导人娇迪.威廉姆斯(Jody Williams)获奖。国际禁止地雷组织的发言人麦克格拉丝(Rae McGrath)说(威廉姆斯是另外发言的):“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此次和平奖的候选人及公民行动的冠军魏京生先生表示敬意,希望他康健。”这么说,也十分良善。

值得称道的是,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达赖喇嘛。这一年的早些时期,中国政府屠杀了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者。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在向新闻界发表讲话时说,1989年的颁奖不仅仅是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的一种鼓励,它也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鼓励。达赖喇嘛在他1989年的获奖词里向天安门的死难人士表达了致意。

(当刘晓波得知他的和平奖时,他说“这首先是给天安门六四亡灵的”。)

我通过电子邮件询问了魏京生,问他如何看待2010年的和平奖。他说,中国人权再次引起了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这当然是好事。但刘晓波只是一个 “温和的改良者”:愿意和政府合作,并希望能与政府合作。诺贝尔奖委员会不愿意接受一个不同的,不那么“温和”的异议人士。魏京生说,连温和的改良者都被判刑11年,这向我们说明了中国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呢?刘晓波现在的刑期是11年,从去年的12月算起。

魏京生认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但这个奖给中国人,给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好事。不过他提及了其他几个该获奖的人,这些人值得尊敬、荣誉,和帮助(但他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名单里)。魏京生提及了高智晟、黄琦、胡佳,以及称作“天安门母亲”的群体,等等。

让我重新提及达赖喇嘛。他如果不是温和派,就不可能获得和平奖 — 他是北京的温和反对者。我确认如此。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在1989年获奖仪式上强调了“愿意妥协”。比如,达赖喇嘛并不主张西藏独立,而仅仅主张自治。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对达赖喇嘛获奖反映恶劣。大家还记得中国官员1989年在奥斯陆怎么说的?他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如同我在我的《国家回顾》文中所说的,也许那个政府发放了擦眼泪的纸巾。

2003 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伊朗的温和改良派代表希尔琳.艾芭迪(Shirin Ebadi)。她当时的确就在伊朗,不在国外。她没有被流放。而且她离激进的异议很远。她坚持认为民主必须相容,不仅与伊斯兰教相容,而且与“伊斯兰共和国”相容。她希望从内部改革。她并不呼吁推翻政局。就美国和以色列,她说了该说的:大撒旦和小撒旦。那个时期,她所说的话很难和政府的腔调有什么特别的区别。流亡的伊朗异议人士曾在给她颁奖的同时,在奥斯陆大街上抗议她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实际上,艾芭迪已经做了勇敢而重要的事情。她把自己的脖子伸出来了。悲哀的是,她现在也流亡国外。你知道吗?有时候集权独裁并不给你多少选择。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些有关国家对和平奖的反应:1975年,当萨哈罗夫获奖时,苏联很羞怒。他们把萨哈罗夫称为“叛国者”,“公认的敌人”,“西方的实验用老鼠”。他们说他是“为了西方的三十两银子-诺贝尔奖–而出卖耶稣的犹大”。这是不是很有意思?苏联当局应该算作福音中的一条。

今年,中国政府也有类似的反应,声称授奖于刘晓波是“肮脏行径”,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沦为西方利益的政治工具”,等等。这些政权的反应如出一辙。

除了和魏京生通过电子邮件交谈,我还和另一位逃亡的异议人士唐柏桥交谈过。他最近刚写完回忆录,即将出版。这本回忆录的书名是《我的两个中国: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回忆》。他对我说的话和魏所说的很相似:“不管这个奖给哪个中国人,我们都应当高兴”。现在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应该好好利用这个 “难得的时机”。

唐说:“我们面对的是强大而狡猾的对手”(指中国政府),“我们还有很长的艰难道路要走。想想吧,我们甚至不能够解救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根据这个事实,“我们怎么能谈六四平反,法轮功问题,以及西藏问题,维吾尔问题,以及其它许多人权问题?”(六四指的是天安门事件)。

“因此我们离胜利还很远。只有所有的政治犯,包括刘晓波,高智晟、胡佳、陈光诚、谭作人、谢长发、刘贤斌、郭泉、王炳章、许万平以及法轮功学员、西藏自由战士、新疆自由战士、地下基督徒、以及各种‘消失了的人’、及其他人都被释放,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人权在中国被承认了。”

对了,萨哈罗夫在他由妻子艾.娜.波奈(Elena Bonner)代读的致奖词里,提及了大约100名被关押的苏联政治犯。这给了政治犯们极大的希望。如果他们遭到遗忘,那将是很沮丧的。

唐又说:“现在正是要求全球共同谴责中国践踏人权的时刻。现在正是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时机—-不仅仅是刘晓波—-要停止迫害。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发展民主运动,让更多的人加入,直到我们获得民主理念的胜利。“

我不得不重复以前讲过,并在我要在杂志上发表的新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多年历史里,从1901年以来,只有四个获奖人不能到奥斯陆来领奖。也就是说,只有四个人因政治原因受阻。第一个是1936年的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是1935年获奖者。他当时是纳粹监狱里的政治犯。值得一提的是,戈林让他放弃并拒绝诺贝尔奖,这个囚犯却以含有性行为的脏话回击了他。

第二个不让领奖的是萨哈罗夫。第三个人是瓦文萨。第四个人是昂山素姬。她是缅甸民主的女英雄,获得1991年的和平奖。(此时,她正受到软禁。)

那么,刘晓波是否会成为第五个不得前往领奖的人?看来是的。中国政府是否会让他的妻子前往?她目前也被软禁。当年的奥西茨基根本找不到人代他讲话。萨哈罗夫有伟大的波奈(她当时因治病,已离开苏联)。瓦文萨有他的妻子达努塔去领奖。昂山素姬则有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

我很欣赏1975年诺贝尔奖主席Aase Lionaes在萨哈罗夫获奖仪式上的发言。她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对萨哈罗夫今天不能亲自来领奖表示深切痛惜。他正和一个人分享同样的命运,这个人是40年前,即1935年授予的和平奖获得者,他的名字叫卡尔.冯.奥西茨基。”

其实她这个细节不太准确。卡尔.冯.奥西茨基的奖是1936年得的。不过她却击中了要害:她把苏联的表现和纳粹相提并论。那么今年的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会怎么说呢?今年12月,在刘晓波的颁奖仪式上,亚格兰是否会把北京的行为和苏联以及第三帝国的行为相提并论呢?那会相当令人兴奋。

众所周知,古巴共产党只比中国共产党执政少了十年,这个很残忍、大量屠杀民众的帮伙在1959年夺取了政权。古巴人仍然期待着他们的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今年早些时候,在古巴监狱度过22年的作家Armando Valladares告诉我,如果古巴集权政府是右倾的而非左倾,“我们会已经赢得两三个诺贝尔奖”。我担心这的确是现实。

你们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在这里唠叨这个奖。我正在这个课题上完成一本书,一本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书。这本书将由Encounter出版,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我希望读者们喜欢这本书(如果你去阅读,我相信你会喜欢)。我认为这个课题很有趣,它也是20世纪的一个综合调查,一个人物游览,它引发我们去思考战争与和平,自由与压迫,一些很要紧的话题。

原文来自: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s/249728/good-guys-win-one-c-jay-nordlinger?page=1

(魏京生基金会译文。请注明出处。www.WeiJingShe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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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10月23日 in 时政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关于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评论文章

(唐柏桥注:这是美国著名的国家评论杂志专栏作家Jay所写的关于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长篇文章。其中有几段引用了我的文字(见黑体字部分)。作者Jay刚完成一本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书,对诺奖有极深的研究。他的观点值得参考。请特别注意我画底线及蓝字部分。)

The Good Guys Win One, &c.

October 14, 2010 12:00 A.M.
by Jay Nordlinger

Here on this blessed website, I’ve gone on a bit about the Nobel Peace Prize — the award this year to Liu Xiaobo. And I will have a piece in the forthcoming National Review (available in digital form tomorrow, and available in the hoary paper form shortly thereafter). But I’d like to devote a chunk of today’s column to the subject — and give you some comments from a couple of Liu’s fellow dissidents, with whom I’ve communicated.
Liu, as you know, is in prison. He has been in prisons, and a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 off and 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ince Tiananmen Square took place. And he is the first Chinese dissident — indeed, the first Chinese person — to win the Nobel Peace Prize. Chinese Communism has been in power since 1949; many brave and heroic people have struggled against it. So this prize was a long time in coming.
Soviet Communism was in power for almost 75 years: 1917 to 1991. There were just two Nobel Peace Prizes for those who struggled against this power (and there were many, many such strugglers, plenty of whom sacrificed their lives). Andrei Sakharov won in 1975. And Lech Walesa — a Pole, to be sure, but a contender with Soviet Communism all the same — won in 1983. I talked to Walesa earlier this year, and reported that conversation in NR. To see that article, go here.
The Nobel Committee honored the anti-apartheid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 three times: the first time in 1961, when the Nobel for 1960 went to Albert John Lutuli. (In the past, the committee often waited a year, before conferring the prize for a particular year.) The second time was in 1984, when Bishop Tutu won. The last time was in 1993, at the glorious, longed-for end of apartheid. Nelson Mandela and F. W. de Klerk won jointly.
Over the decades, Chinese dissidents, democracy activist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were frequently nominated. Often, they were “frontrunners,” according to speculation in the press. But they never won. It got to be kind of a joke. The rumor would be that a Chinese dissident was in line for the priz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warn Norway, “You’d better not!” (The Nobel Committee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though appointed by the parliament.) And somebody else would win — a non-Chinese.
(Did I mention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is composed of five Norwegians? Did I mention that the peace committee is a Norwegian committee, whereas the other Nobel committees are Swedish? I guess not. Sorry about that.)
Wei Jingsheng, the dissident and hero now in ex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often a frontrunner. And often an also-ran. Laureates, in their Nobel speeches, would have to hail him, the way Oscar winners, clutching their precious statuettes, hail their colleagues who lost out. In 1996, Bishop Belo of East Timor said, “I think of China, and I pray for the well-being of Mr. Wei Jingsheng and his colleagues, and hope that they will soon be liberated from their jail cells.” His co-laureate, José Ramos-Horta, complimented Wei as “one of China’s best children.” Well, that was nice.
The next year,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and its leader Jody Williams, won. A man named Rae McGrath spoke for the ICBL. (Williams spoke separately.) He said, “We would . . .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tribute to a fellow nominee and champion of civil action, Wei Jingsheng, and wish him well . . .” That was nice, too.
To its credit, the Nobel Committee honored the Dalai Lama in 1989. Earlier that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slaughtered peaceful protesters at Tiananmen Square. The Nobel Committee chairman, in remarks to the press, said that the 1989 award should be taken not just as encouragement to the Dalai Lama and Tibet; it should also be taken as encouragement to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he Dalai Lama paid tribute to the Tiananmen dead in his Nobel lecture.
(And when Liu Xiaobo learned of his own Nobel prize, he said it “goes first” to those Tiananmen dead.)
I asked Wei Jingsheng, via e-mail, what he thought of the 2010 prize. He said that it was of course good that the matter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was brou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But Liu was a “moderate reformer”: the kind willing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hopeful of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Nobel Committee could not stomach a different, less “moderate” kind of dissident. And what did it tell us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Wei, that even a moderate reformer could get eleven years? That is the duration of Liu’s current prison term: The clock started ticking only last December.
Wei recognizes that not everyone can win the Nobel Peace Prize. And it was good that a Chinese, any Chinese, won. But he named several others who might well have won, who deserve the honor, and glory, and help. (He excluded himself.) He named Gao Zhisheng, Chen Guangcheng, Huang Qi, Hu Jia, the group called Tiananmen Mothers, “and so on.”
Let me return to the Dalai Lama for a moment: He could not have won the Nobel prize if he hadn’t been a “moderate” — a moderate opponent of Beijing. Of that I feel quite sure. The Nobel chairman in 1989 stressed the laureate’s “willingness to compromise.” For example, the Dalai Lama did not favor Tibetan independence, merely autonomy. And y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k the prize to him very badly. You know what a Chinese official in Oslo said, when the 1989 prize was announced? “It is interferenc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It has hurt the Chinese people’s feelings.”
As I say in my NR piece, maybe the government handed out Kleenex.
In 2003, the Nobel Committee gave the peace prize to a moderate reformer in Iran, Shirin Ebadi. She was indeed in Iran, not outside it. She was not an exile. And she was a long way from “radical” dissidence. She insisted that democracy was compatible, not just with Islam, but also with an “Islamic republic.” She wanted reform from within. She did not advocate the overthrow of the regime. And she said all the right thing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the Great Satan and the Little Satan. At times, her rhetoric is bare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the regime. Iranian dissidents in exile protested her Nobel prize on the streets of Oslo, as the ceremony was going on.
But: Ebadi had done, and has done, brave and important things. She has stuck her neck out. And, much to her sorrow, she is in exile now. Sometimes a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doesn’t give you much choice, you know?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something about governmental reaction: In 1975, when Sakharov won, the Soviets were pretty ticked. They called him an “anti-patriot,” an “enemy of détente,” and a “laboratory rat of the West.” They called him a “Judas for whom the Nobel prize was thirty pieces of silver from the West.” Isn’t it interesting that the Soviet authorities should have gone in for a Gospel reference?
This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aid similar things: The award to Liu is an “obscenity.”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general “has been reduced to a political tool of Western interests.” Etc., etc. All of these regimes spout in the same fashion.
In addition to Wei, I communicated, via e-mail, with Baiqiao Tang, another dissident in exile, a man who has recently completed a memoir, to be published soon. It’s called My Two Chinas: The Memoir of a Chinese Counterrevolutionary. His words to me were much like Wei’s: “Regardless of which dissident gets the prize, we should be happy.” Now the world’s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at movement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is “rare opportunity.”
Tang said, “We’re facing a very powerful and crafty opponent,”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e have a long and difficult walk ahead of us. Think of this: We can’t even rescue a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from prison.” Given this fact, “how can we talk about solving the June 4 problem, the Falun Gong problem, the Tibet problem, the Uighur problem, and many other human-rights problems?” (June 4 refers to Tiananmen Square.)
“So we are still very far from success. Only when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including Liu Xiaobo, Gao Zhisheng, Hu Jia, Chen Guangcheng, Tan Zuoren, Xie Changfa, Liu Xianbin, Guo Quan, Wang Bingzhang, Xu Wanping, an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Uighur freedom fighters, underground Christians, the ‘disappeared,’ and many others are released — only then can we say that human rights are being recognized in China.”

By the way, Sakharov, in his Nobel lecture — read by his wife, Elena Bonner — named the names of about 100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he Soviet Union. Nothing gives such men and women greater hope; nothing so discourages them as the thought, or the fact, that they are forgotten.
Tang added one more thing: “Now is the time to ask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ndem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human-rights abuses. Now is the time to request the release of all prisoners — not only Liu Xiaobo — and a stop to persecution. We should also use this chance to develop our democracy movement and get more people involved, until we win for our democratic ideal.”
I’m afraid I’m going to repeat what I’ve said on this site before, and what I say in my new magazine piec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 since 1901 — only four laureates have been unable to travel to Oslo to pick up the prize. That is, only four have been prevent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e first was Carl von Ossietzky in 1936. (He was the laureate for 1935, named the following year.) He was a political prisoner of the Nazis. This is beautiful: Goering asked him to reject and renounce the prize. The prisoner told him to stuff it.
The second man prevented was Sakharov. The third was Walesa. And the fourth laureate was Aung San Suu Kyi, the Burmese democracy heroine, who won the prize in 1991. (She is under house arrest as we speak.)
So, will the prisoner Liu be the fifth laureate prevented from picking up the prize? It appears so. Will they let his wife go? She is under house arrest. Ossietzky had no one to speak for him. Sakharov had the great Bonner (who was out of the Soviet Union already, for medical treatment). Walesa had his wife, Danuta. Aung San Suu Kyi had her husband and two sons.
And I cherish what the 1975 Nobel chairman, Aase Lionaes, said at Sakharov’s ceremony. She said, “The Nobel Committee deeply deplores the fact that Andrei Sakharov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being present here today in person to receive the peace prize. This is a fate he shares with the man who, forty years ago in 1935, was awarded the peace prize. His name was Carl von Ossietzky.”
She was a little off on a detail: Ossietzky’s prize had come in 1936. But she hit them dead between the eyes: She linked the Soviets’ behavior with the Nazis’. How about the current chairman, Thorbjorn Jagland? In December, at the ceremony for Liu, will he link Beijing’s behavior with tha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Reich? That would be thrilling.
As you well know, Cuban Communism has been in power one decade less than Chinese Communism — that brutal, murderous gang took over in 1959. The Cubans are still waiting for their first Nobel Peace Prize. Earlier this year, Armando Valladares, the writer who spent 22 years in the Cuban gulag, told me, “We would have won two or three Nobel prizes already,” if the Cuban dictatorship were right-wing instead of left-wing. I’m afraid that is so.
You may wonder why I’m yakking about the prize. Well, I’m completing a book on the subject — on the subject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It will be published by Encounter (quite a while from now). I hope you like it. (If you read it, I should say!) I find the subject terribly interesting. It gives us a survey of the 20th century. It gives us a parade of personalities. And it invites us to think about war and peace, freedom and oppression — some of the vital topics.

网站链接: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s/249728/good-guys-win-one-c-jay-nordlinger?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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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10月21日 in 时政

 

你反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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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今日之中国,腐败横行,贫富悬殊,司法不彰,公义无存,生态失衡,天怒人怨,国将不国。中国再不行变革,励精图治,将万劫不复。过去半个多世纪来,中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视民众如草芥,将广大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中。中华儿女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反右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四清运动,文大革命等各种荒谬至极的政治运动,数以亿计的同胞惨遭残害。整个民族的精气神已被他们摧残殆尽。是什么使得中共如此猖狂,如此残暴?是他们的邪恶,抑或是我们的懦弱?我们已经等待太久,我们不能一直等待下去。今天,是我们挺起胸膛,迎向敌人的炮火的时候了。今天,是我们成为大写的人的时候了。今天,是我们改写历史的时候了。

今日之中国,表面繁荣的背后是什么:

婴儿一出生就要面临三鹿奶粉之类的有毒食品的毒害;

小孩上去就要学会送礼;

大学毕业就面临失业;

走在街上可能会以无证居住而被收容;

坐在公园草地休息可能会以练功罪名而被劳教;

呆在家里可能会以从事地下教会活动而遭逮捕;

摆个地摊可能被土匪般的城管当场暴打致死;

送个诉状可能被截访的公安送进监牢活活整死;

拉条横幅可能被武装到牙齿的武警团团围住乱棍打死;

在同学或同事面前说几句真话,可能被无处不在的情报信息员告密而被穿小鞋;

在家里或网吧上发几篇文章,可能被与中共合作的网络公司出卖而遭到迫害;

在维护社会正义的公开信上签个名字,可能遭到维护专制的国家机器的残酷镇压。

中共就如同历史上的纳粹、法西斯,苏共等极权暴政。他们对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他们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历史已经清算了纳粹、法西斯和苏共等共产极权暴政,历史也将会清算中共这个世界硕果仅存的极权暴政。中共的历史和中共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只会变本加厉地残害和欺压百姓。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他们除了镇压还是镇压,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出路。现在需要清楚这一点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广大民众和为自由而战的民主斗士。

今日之中国,可谓风声鹤唳,杀气腾腾;今日之中国,人民要反抗,暴政要镇压;而镇压愈凶,反抗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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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跪了,站起来吧!

今日之中国,检验人们是否有正义感和良知的最好标准就是他是否反共,即反对中共暴政(以下简称反共),不仅从言论上,也从行动上。

有人说,我是民主斗士,我只反专制不反中共,只要中共不专制,我们就不反对他。问题是,如今的中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因此,我们不应该反对他们吗?哦而在当今中国,中共专制是唯一的专制力量,谈反专制必先谈反共,专制是个大外延,中共是个小外延,没有理由反专制而不反中共专制。这是最简单的逻辑关系。

无论从国家社稷还是个人利益出发,反共目前都是最重要的当务之急。只有营造出人人反共,反共为荣的新局面,中共才会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才能以最小的成本代价结束中共残暴统治,迎来民主。

因此,反共既是出于一种正义感,也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两者皆是检验一个人的道德的标准。

以后我们中国人互相见面,既不要问“ 你吃饭了吗”—-那是吃不饱的年代的问候语,也不要问“你离婚了吗”—-那是颓废时代的产物,而是应该问“你翻墙了吗”,“你反共了吗”。如果你不敢上街高喊“打倒共产党”,如果你觉得做一个出头鸟太危险,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反共,那么,就请你每天上网发几个反共的跟贴或短信吧—-无论是直接反共间接反共、文明反共粗暴反共,空洞反共具体反共,都行。中共搞出个五毛党,美其名为网络评论员,实际上就是谣言制造员,他们现在有几百万几千万五毛党,我们就来个无毛党,或者叫网络反共游击队,我们要以绝对的人数优势来压倒他们,我们要发展成几千万几万万的无毛党。他们靠那可怜的五毛来上网造谣诬蔑,如螳螂挡车,我们靠我们所激发出的正义感和良知来全身心投入反共运动,如雷霆战士。当我们在任何网站上与他们短兵相接的时候,我们要打得他们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我们要对此有必胜的信心。他们抓得了几个组党人士,抓得了几个维权人士,抓得了几个大篇大篇写文章痛击中共的异议人士,但他们不可能将几千万几万万无毛党或网络反共游击队员都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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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得好!

从今往后,让“你反共了吗”响彻云霄!让中共党魁们闻风丧胆!

唐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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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10月21日 in 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