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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Archives: 九月 2010

知识分子与权力

(唐柏桥注:这是2002年在自由亚洲电台所做的评论,现时知识分子已开始普遍觉醒,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文中一些论述对时下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此刊登)

最近几年来,人们对知识分子议论最多的是,如今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中共收买.理由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等的收入比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的收入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他们只为中共当局说话,而没有了自己的独立声音。对此我不想妄加评论。我想最好的评判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不过,有一个点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那就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独立性。在过去一百年里,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变得越来越低下。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让我们来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从西文中翻译过来的。“知识分子”最早出自法语INTELLECTUAL。在14、15 世纪时,欧洲还处于政教合一阶段,当时法国宣判了一个宗教迫害案。这时,有两位读书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权威,反对这一审判。最后,他们赢得了这场官司,获得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就叫“INTELLECTUAL”。 后来,人们开始使用这个词来称呼有良知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另一来源是,俄国彼得大帝在推行全面改革时,曾选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前往欧洲学习,回来后将俄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行成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批人被尊称为“INTELLCTUALS”。在当时,用所学的知识和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承担责任的人,被誉于这一称号。此后,知识分子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那就是,自觉用所掌握的知识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的人。

可是中共建政后,当局却故意弯曲知识分子的本意。他们曾将高小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划为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的标准定义是,具有教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一概念已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而成了一种国家政策。当局显然是要故意将知识分子概念中的道德伦理方面的属性抹去,使得知识分子不再强调其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乃至最后驯化为当局奴役的对象。过去流行一个词叫“不屈的独立知识分子”,实际上就反衬了中共定义下的所谓知识分子队伍中,存在大量失去独立人格的人。

虽然当局故意扭曲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是,过去毕竟还有不屈和反抗的独立知识分子。以五七年“反右“前夕和八九民运期间最为突出。可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愈来愈稀见。由于当局最近十来年的采取种种“打与拉”的政策,使知识分子与官僚集团迅速结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权体系。因此,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特权而作出违背社会良知与阻挠社会进步的举动,就不足为怪了。

知识分子虽然即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也没有掌握经济发展的命脉。但是,最近一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无论是从其对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对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来看,都已无庸置疑地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中除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第三种力量(POWER)。权力导致腐败,所以,当知识分子集体犯错误的话,历史要误入歧途,甚至发生倒退。比如马克思的学说及其追随者们,使社会倒退了半个多世纪,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可是,对知识分子的制约不象对政治人物的制约那样可以做到界线分明。因此,社会对知识分子只能诉诸于软性要求,即不可不负责任的随便表达观点,必须对自己的言论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等。当知识分子失去了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承担责任的意愿,开始走向腐化时,这个社会就可能滑下一种极端不理性的境地,种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独立思想,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遭到政治权力的腐蚀,另一方面又应该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因此,我在此强烈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丛生、道德沦丧、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改变过去的既得利益者心态和对当权者的依赖心里,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发出强大的理性声音,针对各类狂热思潮,包括狂热民族主义等进行批判。

二, 保持独立人格与思想,不再迎合当局有意误导民众的宣传。

三, 当面对中共的政治迫害威胁时,以沉默的态度表示不满与抗争。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全面教育水平的上升,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会愈来愈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深广。因此,知识分子道德水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9/1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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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9日 in 理论

 

胡温的最后选择

作者:唐柏桥

【11月2日讯】中共统治中华大地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半个世纪来,人们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和大规模的群体迫害。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大规模的上访抗议罢工乃至暴动事件连绵不断,平均每天达到两百多次。这类抗暴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未来中国局势发展的一个前兆和预演。所有国人尤其是当政者不能不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并设法找出一条最有利于社会发展和国民福祉的出路。

当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中共当局却始终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继续选择专制道路。他们反复宣称中共不会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换言之,他们永远不会走民主化道路。过去人们盼望中共能出现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与富强的政治领袖,从所谓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总设计师邓小平,江核心,直到第四代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历时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可是,人们最终盼来的所谓胡温新政仍然时换汤不换药。官僚腐败依然猖獗,僵化的政治制度依然不见丝毫改变,新闻与言论自由依然遭到遏制,对民众的镇压依然在全方位进行── 无论你是抗议还是上访,无论你是在维护公民权还是生存权,无论你是激进还是温和,他们都予以无情地镇压。尤其是最近他们对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等维权人士的迫害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极度不满。人们对胡温政权已经普遍感到绝望。

人们在感到痛心的同时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老百姓要熬到何年何月才能不再需要忍受中共的统治和迫害呢?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共会永保江山万年红。持这种观点的人的理由是中共太强大,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欺,当然,中共官僚集团也会抱持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人认为中共会像过去的封建王朝一样,会与人民对抗到底,最终会被人民推翻并遭到彻底清算,且死无葬身之地──与历朝历代所不同的是,它的崩溃会比任何朝代来得更突然。还有人认为中共会逐渐与民间进行互动,双方以拉据战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最终被迫还政于民,实现民主。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是自欺欺人。只有白痴才会相信“我主龙恩,万寿无疆”的神话,才会不了解尽管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江山永远不倒,都有一批御用文人为他们歌功颂德,高呼万岁,但是没有一个专制王朝能逃脱灭亡的命运的事实;只有那些统治者和甘当奴才的御用文人们才会产生这种自欺欺人的愿望,就如当年毛泽东要求人们高喊毛主席万岁一样,不过是痴人妄想。

与此比较,持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的人都有一定的根据和市场。我个人比较倾向与第二个观点,即认为中共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它对民众的压制又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它的倒台要么不来,一来就会来得特别突然而迅速。中共如果要执意与人民为敌到底,它的倒台的确可能会有所延迟,但是,一旦倒台就会遭到人民的彻底清算。我坚信,如果胡温当局继续沿承江泽民时代的高压政策,他们将无法避免被人民推翻和遭到清算的结局。

尽管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政局的发展第二种可能性最大,但是,我毫不讳言,我更加希望最后出现的是第三种局面。而且,我相信多数民众也与我抱持同样的想法和期待。因为这样的结局对民众和社会伤害最少,对未来的民主建设和巩固最有利。

既然中共不可能永保江山万年红,而第二种结局也是胡温执政当局不愿意见到的。那么,胡温当局出路在哪里呢?在我看来,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走与民间互动的第三条路线,共同促成中国走向民主化。尽管他们所代表的中共在历史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共无论是作为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还是一个统治机器,都已经注定要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但是,胡温当局只要愿意痛下决心,抛弃中共,还政于民,走与民间互动的路线,他们就不会被民众所抛弃,他们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也会被人们所称颂。而这第三条道路也是广大民众所最希望见到的。可以说,胡温何去何从,就系于这一念。

如果胡温当局决定走第三条道路,那么,他们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一是立即释放包括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修炼者,地下教会成员等在内的一切良心犯,以向人民表示善意和和解的愿望;二是尽快归还人民宪法和国际人权条约所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促成公民社会的发展。只有当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形成时,社会问题和冲突才能通过理性的方式得以解决。三是当机立断将充满暴力与革命色彩的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等民主性质的政党,以示与共产党罪恶的历史和邪恶的意识形态彻底划清界限,同时向人民表达将致力民主建设的意愿。

促成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落实宪法所赋予人民的结社自由,使人们一方面能自发组织起来维护他们自身的权利,另一方面能通过组织化来规范和管理自身的行为。这就好比一把双刃剑,表明看来是用来伤对手的,其实也是用来约束自己的。

就拿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群众暴动事件来说吧,如果当时这类事情发生时,代表民间力量的组织已经存在,那么,事情就不至于迅速演变成严重的官民冲突:一方面政府机关遭到攻击,另一方面很多无辜的民众遭到逮捕关押。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当年菲律宾发生全民冲突时,第三种力量所起的调节作用,正是第三种健康理性的力量化解了冲突,并将这个国家引向了民主与进步。后来人们称此为“人民力量”(People s power)。如今正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民间力量来组织和协调民间的自发行为,因此一旦发生这类突发事件,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的结局只有两种,要么遭到当局彻底镇压,要么当局镇压不下去,人民将现政权推翻。

第二种结局现在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是,这类事情正在朝规模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总有一天会大到包围中共最高权利中心中南海而导致无法中共镇压下去。人们大概还记得,在八九后的一两年里,整个社会像一潭死水,连三五成群上街游玩都可能遭到当局的警告和阻止。再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出现个别胆大的人申请游行,而且很快就成为新闻。再过一段时间开始出现少量工人集体上街静坐集会等抗议活动,传媒将此作为特大新闻予以报导;到现在工人游行集会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了,因为全国各地每天都有类似的抗议活动。只有大规模的暴动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根据官方数据,上个月全国共有310万人次参加了各类抗议活动。如果按照这一势态发展下去,十万人的大暴动,乃至北京百万人大暴动还会远吗?

在此我也此呼吁广大民众能与我们一道,为尽快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保护我们自己免遭迫害的具有强大的民间力量的公民社会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只有公民社会形成了,中国才有走向现代化文明和民主的希望。

除了人民自主力量需要迅速壮大外,胡温当局也应该尽快与中共旧思维和旧势力划清界线,逐步顺应历史潮流,还政于民,推行民主。从中国目前的局势来看,胡温当局最明智的做法是将他们所领导的共产党改名为其他现代意义的政党,如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甚至代表全民的民主党等。这样做多少能弥补中共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减轻人们对中共的仇恨。

而胡温当局作为一股政治势力还有一线存活的希望,就如一些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的部分共产党员一样,在部份罪大恶极的首犯遭到人民惩治后,仍然可以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当年苏共出现了一个背弃共产党的叶利钦,他对苏共的唾弃不仅为他自己赢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同时也部份挽回了苏共的形象。否则,他们的下场绝不会好过纳粹,不仅遭国人摒弃,而且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人们往往会被眼前的一些表象所迷惑而对未来无法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因为我们在中共的血腥统治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而它依然存在,因此很多人就会在不经过思考的前提下作出中共永远不会倒的结论。有这样的认识一点也不奇怪。我小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记得小时候从我开始懂事起,我外公就已经显得老头龙钟了,而且经常得病。很多次病重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担心他会熬不过去。可是,每次他都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因此,我开始形成一种潜意识,我的外公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后来我上了大学。我几乎从来没有担心过与我关系最亲的外公的身体。可是,就在那一年的寒假,我回家后家人告诉我,我们最亲爱的外公已经在我期末考试期间离开人世了。我当时完全没有准备:我的永远不倒的外公怎么会死呢?后来见多了老年人的去世我才明白,原来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衰老。当衰老到一定程度后,任何一点小小的风寒或磕绊都可能经受不了而离开人世。

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为了提醒胡温当局和世人,我们不要被中共政权貌似强大的表象所蒙蔽,而应该看到中共残暴本性将最终导致灭亡的真相。种种迹象说明,我们现在见到的中共,就是一个衰老得不能再衰老得的老人。

古罗马哲学家恩尼乌斯说得好:“人们怕谁,也就恨谁。人们恨谁,也就巴不得看到谁完蛋。”中共现在已经成为人人感到害怕并痛恨的对象,这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算说,人们都希望中共能早点倒台。因此,如果胡温当局如果还不猛醒回头,在它被人民推翻以前,尽快让社会的理性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使中国尽快走向公民社会,而是继续一意孤行地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将自己彻底推向人民的敌对面。那么,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当民众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时,一种全民反抗的激情不仅会将中共政权及其代言人化为灰烬,也有可能将社会引向一个新的暴力冲突不断的局面。我们要的是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理性力量的提升,民主素养的提升,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

读者朋友们千万不要误解,以为我在这里费这么多笔墨探讨胡温当局的出路是在为他们出谋划策。坦率地说,我对他们最后的结局没有兴趣,历史会对他们和中共做出最佳的裁判。我只是不希望中共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的时候,在已经犯下滔天罪行的情况下再次对广大民众进行毫无意义的无谓伤害。这才是我要考虑的。无论是从民众的角度还是从统治者的角度,给对方一个出路,也就是给自己一个出路。@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11/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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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7日 in 时政

 

八九学生领袖唐柏桥英文自传即将出版

【看中国9月4日讯】唐柏桥是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现定居美国纽约,他的英文自传《我的两个中国》(“一个中国反革命的实录”)即将由美国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唐柏桥、达蒙˙迪马科。

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发表关于此书的新闻消息,全文如下:

此时此刻,很多中国人正在被中国政府关押和酷刑。这些人不是冷酷的罪犯、杀人犯、盗窃犯,也不是恐怖份子。他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是学生领袖、记者、博客作者、人权活动家,甚至僧侣,他们唯一的“罪行”是想要民主,只是希望自己的声音在他们所致力改善的中国被听到。

普 罗米修斯出版社新闻表示,《我的两个中国》是这样其中一位政治犯撰写的回忆录。唐柏桥是中国现阶段最具影响力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他的名字在天安门广场大 屠杀期间成为很著名。在过去21年来,他一直在中国民运的最前线奋战,他曾立下宏愿要继续奋战到自由中国的梦想得以实现。

1989年,唐 柏桥是在湖南组织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同年6月4日,中共镇压了那场他参与领导的运动,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恶名昭彰的天安门大屠杀。接下来在全中国镇压 “反革命份子”过程中,中共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唐柏桥详细回顾了当他看到自己灰濛濛的脸出现在张贴于一个火车站的“通缉令”上时,他是多么地震惊。他企 图逃往澳门,但在过境前被当局抓捕。在监狱里,他目睹和经历了中世纪式的酷刑折磨,那种任何人都永远不应该有的经历。最终他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避难来到 美国。

唐柏桥当前在纽约过着流亡的生活。在全世界数以百万为自由与开放社会而奋战的人们中,他已成为生动的传奇人物。最近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使得中国政府残酷迫害本国人民的恶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本独特、及时、令人悬心、鼓舞人心的回忆录,将会令社会各阶层和所有关心人权、自由社会前途的人产生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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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柏桥(纽约市)现任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着有《失败之歌》(人权观察于1992年出版),同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刊、看中国、自由时报、开 放杂志、大纪元报等媒体上发表大量文章。他也曾在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其他节目中担任特约评论员。他还经常接受包括ABC、NBC、BBC、纽约 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美国国内和国际媒体的采访。

达蒙˙迪马科(纽约)是由世贸9/11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基恩作序的 《世贸大厦的故事:9/11口述历史》及《冲击和敬畏:来自伊拉克前线战士的声音》的作者。他还与罗伊˙西蒙斯合着有《出界:由性虐待和毒瘾所引起》及 《我的一生在足球联盟的衣柜里》。迪玛科先生也是一名演员。他撰写过两本戏剧,并曾在大学、贸易学院等机构任教。

英文版全文如下:

Prometheus New Releases – March 2011
History / Autobiography

My Two Chinas

The Memoir of a Chinese Counterrevolutionary

Baiqiao Tang with Damon DiMarco

At this moment, people in China are being imprisoned and tortured by their own government. These people are not hardened criminals, murderers, thieves, or terrorists. They’ve done nothing wrong. They are student leaders, journalists, blogger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monks whose only “crime” is that they want democracy. They want their voices to be heard in a nation they’ve helped to build.

My Two Chinas is the memoir of one such political prisoner. Baiqiao Tang is one of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modern dissidents. Tang’s name became legendary during the time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Over the past 21 years, he has remained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hinese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ere he has vowed to keep fighting until the dream of a free China is realized.

In 1989, Tang was a student leader organizing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Hunan province. On June 4 of that ye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quashed the movement Tang helped to lead in the now infamous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During the nationwide crackdown that ensued against “counter revolutionaries,” the CCP issued a warrant for Tang’s arrest. Tang recalls in detail his shock upon seeing his face plastered on a “wanted” poster at a train station. He attempted to flee to Macau but was captured before he could cross the border. In prison, Tang witnessed and endured medieval tortures that no human should ever experience. Eventually, he escaped to America with hel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Now living in exile in New York City, Baiqiao Tang has become a living legend among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orldwide who fight for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China’s recent, stratospheric rise to prominence on the world stage has brought its government under increased pressure to account for its notorious human rights atrocities inflicted on its own people.

This unique, timely, suspenseful, and ultimately inspiring memoir will resonate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from all backgrounds who care about human rights and the future of fre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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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qiao Tang (New York, NY)is the chair of the China Peace and Democracy Federation and the author of Anthems of Defeat (Human Rights Watch, 1992) and numerous articles in such publications as Columbia University’s Journal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and Public Affairs, The Secret China, Liberty Times, Open magazine, and the Epoch Times. He has also been a special commentator for Radio Free Asia, New Dynasty TV, and other programs. He is frequently interviewed b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including ABC, NBC, the BBC,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ewsweek, and other media outlets.

Damon DiMarco (New York, NY) is the author of Tower Stories: An Oral History of 9/11, with a foreword by 9/11 Commission Chairman Thomas H. Kean, and Shock and Awe: Soldiers’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in Iraq.

He is the coauthor with Roy Simmons of Out of Bounds: Coming Out of Sexual Abuse, Addiction, and My Life of Lies in the NFL Closet. Mr. DiMarco is also an actor. He has written two books on acting, and has taught the subject at colleges, trade schools, and in private sessions.

350 pages (photos) ‧ ISBN 978-1-61614-445-6 ‧
Hardcover: $26 ‧ Ebook: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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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6日 in 新闻

 

我心向往 我泪长流

最近一段时间来,我常常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情不自禁地流泪,而且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种悲哀,既不是对某件具体的事情的悲伤,也不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感伤,而是一种由慈而生的悲,由怜而生的哀,由情而生的感动。我庆幸自己在经历种种挫折和磨难后,仍保有这份感动,它既是对我的鞭策,也是对我的慰籍。

从前,我是不轻易流泪的,中国传统有男儿有泪不轻弹一说,而我又从小期许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因此,记忆中小时候很少流泪,遇到悲伤和挫折时,我总是将他视为对自己的考验和挑战,因此会尽量忍受,或以加倍的努力来克服它。

可是,自从“六四”后,尤其是“九一一”后,我成了一个喜欢流泪的“小男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时常不知不觉地独自流泪:看到大地回春,鲜花盛开,我会动情地流泪,见到遍地落叶,秋风瑟瑟,我会感伤地流泪;路上见到一个流浪者甚至一条流浪狗,我会悲伤地流泪,在超市眼见一只活生生的青蛙或一条可怜兮兮的鱼被宰杀,我会为对他们产生一种深深的怜悯;电影院里观看一部精彩感人的电影,我会为主人翁的遭遇而感动得流泪,在报上读到任何生命终结的故事,尤其是地震或海啸之类的人间悲剧时,我会为所有的死难者默哀–有时候甚至没有任何什么事情发生,我也会莫名其妙地流泪。

由于我的特殊经历和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在过去十几年里,在中华大地上,我见证了太多的悲惨故事:曾经与我关在一起,从我身边被拉出去枪毙的年青人不下十位,曾经与我共同为民主事业奋斗,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人也已不少,而被活活折磨成疯子或残废,以及至今仍被关押在狱中的昔日战友,更是不计其数;在过去十几年里,我见闻了太多的社会不公:欺负弱小,官匪勾结,坑害忠良,特权腐败,见识了太多的丑恶:恩将仇报,见利忘义,是非颠倒,助纣为虐。这里面的故事说不完,道不尽。我常为国人的不幸遭遇而悲叹不已,心潮起伏。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我们中间,一些人每天高唱仁义道德之歌,却干尽丧尽天良之事,这里面既有我所反对的中共腐败官僚,也有与我一同从事民主运动的战友,包括我曾经信赖和支持过的人。当我小时候听说文革期间发生的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亲友之间相互出卖,相互倾轧的故事时,我总是感到无法想像。可是,如今我发现,其实文革在中国还远远没有结束,人与人之间仍然在无休止地相互伤害,这令我感慨万千。

我为我们 ——不,应该说是为你们—–曾经与我生活在一起的同胞,生活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而哭。我怎能不哭—–当我的同胞死于煤矿事故时,政府只给予他们每人两万元人民币的赔偿,仅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的人的一年的收入,而因“九一一”意外死亡的人平均所得赔偿却超过百万美元,相当于一名中等收入的美国人一生的收入;当数以万计的河南民众因向违反规定重复使用针头的政府医疗机构卖血而被染上爱滋病时,政府不仅不给予赔偿和治疗,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不让他们向社会求援,向外界披露实情,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而在美国这样的悲剧绝无可能发生—–我怎能不为我们的手足同胞不能拥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政府而哭?当我亲耳听到从国内官员口里说出的对待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的灭绝人性的话时,当我收到已经被中共的坦克压断大腿的齐志勇被政府指使的不明来历人士群欧致重伤时的电邮时,当我得知一名女大学教师艾晓明因关注太石村罢官事件而遭到殴打而无人过问的消息时,当我了解到数以百计参与八九民运的爱国志士仍被关押在狱中受尽煎熬,而更多的八九战友出狱后仍遭到各种形式的变相迫害,可是,关心他们的人越来越少,连大多数八九民运的所谓领袖也已经心安理得地选择将他们遗忘,不再为他们呼吁时……,我怎能不哭?尤其是,当我发现在生我养我的中华大地上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不幸,而我们的大多数同胞兄弟姐妹却已显得无动于衷,每天沉浸在相互倾轧的恶劣环境下而浑然不觉甚至自得其乐时,我怎能不哭?

可是,我的心永远不会绝望,我的情会长系那片故土。自八九民运以来,尤其是当我被关进监狱,亲眼目睹中共统治的黑暗与残暴以后,我就立志要用自己的毕生精力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使国人摆脱专制与暴政,使祖国走向文明和民主。过去十几年来,我一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追求,虽历尽艰难,却致志不渝。其实,与其说我在追求民主,还不如说我在致力促成一个健康文明和公正的社会。我只不过是希望中国人能生活在一个多数国家的人所能享有的自由生活环境。尽管前面的路崎岖坎坷,我仍然会一如既往,为你们,为自己,为理想,为良知,添石铺路,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能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努力。我决不相信,国人与国人之间的关系无法做到像其他多数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那样和睦;我决不相信,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只能永无休止地上演各种人间悲剧;我决不相信,我们永远也无法改变我们的恶劣生存处境。

一个人没有了理想和追求,一个人失去了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怀,一个人堕变成只为自己而苟活,他的生活就会因为失去了方向和寄托而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他的人生就失去了任何价值。人生的机遇各有不同,每个人拥有的财富各有不同,每个人的学识和志趣也各有不同,但是,没有人比生活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失去了对社会的关怀和热情的人更加不幸了。

苍茫大地,万物沉寂,我心向往,我泪长流。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们,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让中华大地上不再上演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像我一样拥有一个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的社会环境?什么时候,你们才能令我的心不再为此向往,我的泪不再为此长流?

苍天虽无情,苍生亦有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理昭昭,善恶有报。当今之大势,唯变之一途,别无他择。否极泰来,乃千古不变之定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望天下之士系于一念,众志成城,速成巨变。如此则国之大幸,民之大福也。

—-2006年新春感怀
(转载自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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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5日 in 生活

 

通告:我的博客已改版

经过几天试运行,现在已基本稳定。我将它做了一些改动。不便之处,请原谅。同时,谢谢各位旧雨新知的支持和爱护。今后这里就是我与大家深入交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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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5日 in 其他

 

与友人谈生活

河边兄的话感人肺腑。还好眼泪早已流干,否则恐怕要发洪水了。这样的电邮我爱看,正如河边兄所言,“更是为了丰富一种精神生活”。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叫The Bucket List (遗愿名单),里面讲两个即将离开人世的老人人生最后的故事。里面有几个情节让人特别感动。其中有一个情节讲其中一位老人写了一个遗愿名单(最后想做的事),其中一条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给他人带来欢笑,后来他做到了—-而且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情节讲另一位老人在遗愿名单上列了看似非常荒唐的一条:亲吻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后来他的愿望也实现了—-因为他的愿望其实是亲吻与他从不来往的女儿的女儿。。。好感人的情节。还有这部电影开头的时候,有一句对白非常精彩:When he died, his eyes were closed, and his heart was open (当他离开人世时,他的眼睛闭上了,而他的心灵敞开了),好美丽的语言。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理想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理想的生活。我祝愿河边和所有的朋友拥有理想的生活。

唐柏桥

Twitter: BaiqiaoCh (Chinese), Tangbaiqiao (English)
Facebook: facebook.com/baiqiao.tang
Blog: https://tangbaiqiao.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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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5日 in 生活

 

知识分子与权力

(写于2002年9月12日,自由亚洲电台首发)

【大纪元9月19日讯】最近几年来,人们对知识分子议论最多的是,如今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中共收买.理由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等的收入比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的收入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他们只为中共当局说话,而没有了自己的独立声音。对此我不想妄加评论。我想最好的评判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不过,有一个点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那就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独立性。在过去一百年里,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变得越来越低下。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让我们来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从西文中翻译过来的。“知识分子”最早出自法语INTELLECTUAL。在14、15 世纪时,欧洲还处于政教合一阶段,当时法国宣判了一个宗教迫害案。这时,有两位读书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权威,反对这一审判。最后,他们赢得了这场官司,获得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就叫“INTELLECTUAL”。 后来,人们开始使用这个词来称呼有良知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另一来源是,俄国彼得大帝在推行全面改革时,曾选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前往欧洲学习,回来后将俄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行成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批人被尊称为“INTELLCTUALS”。在当时,用所学的知识和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承担责任的人,被誉于这一称号。此后,知识分子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那就是,自觉用所掌握的知识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的人。

可是中共建政后,当局却故意弯曲知识分子的本意。他们曾将高小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划为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的标准定义是,具有教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一概念已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而成了一种国家政策。当局显然是要故意将知识分子概念中的道德伦理方面的属性抹去,使得知识分子不再强调其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乃至最后驯化为当局奴役的对象。过去流行一个词叫“不屈的独立知识分子”,实际上就反衬了中共定义下的所谓知识分子队伍中,存在大量失去独立人格的人。

虽然当局故意扭曲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但是,过去毕竟还有不屈和反抗的独立知识分子。以五七年“反右“前夕和八九民运期间最为突出。可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愈来愈稀见。由于当局最近十来年的采取种种“打与拉”的政策,使知识分子与官僚集团迅速结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权体系。因此,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特权而作出违背社会良知与阻挠社会进步的举动,就不足为怪了。

知识分子虽然即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也没有掌握经济发展的命脉。但是,最近一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无论是从其对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对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来看,都已无庸置疑地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中除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第三种力量(POWER)。权力导致腐败,所以,当知识分子集体犯错误的话,历史要误入歧途,甚至发生倒退。比如马克思的学说及其追随者们,使社会倒退了半个多世纪,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可是,对知识分子的制约不象对政治人物的制约那样可以做到界线分明。因此,社会对知识分子只能诉诸于软性要求,即不可不负责任的随便表达观点,必须对自己的言论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等。当知识分子失去了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承担责任的意愿,开始走向腐化时,这个社会就可能滑下一种极端不理性的境地,种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独立思想,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遭到政治权力的腐蚀,另一方面又应该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因此,我在此强烈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丛生、道德沦丧、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改变过去的既得利益者心态和对当权者的依赖心里,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发出强大的理性声音,针对各类狂热思潮,包括狂热民族主义等进行批判。

二, 保持独立人格与思想,不再迎合当局有意误导民众的宣传。

三, 当面对中共的政治迫害威胁时,以沉默的态度表示不满与抗争。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全面教育水平的上升,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会愈来愈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深广。因此,知识分子道德水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唐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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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于 2010年09月24日 in 理论